谭旭东

　　新时期以来，儿童诗的巨大发展是毋庸置疑的。儿童诗有了一批引人注目的思想性与艺术性俱佳的创作成果，如圣野、金波、樊发稼、高洪波、关登瀛等中老年诗人的创作，连成了儿童诗苑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集中展示了我国当代儿童诗创作的新成就与新水平。有人这样评价说： “新时期中国儿童诗的发展是一个多主题的变奏曲，他有令人鼓舞的探索与追求，也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成绩。”同时，新时期的儿童诗，也存在着一些令人深思的问题，面临着值得人们注意的困难。

创作：跛脚的汉子

　　新时期儿童诗得到了大发展，但其创作及发展的不平衡状态却也是显而易见的。各地区发展的不平以衡。在大陆，儿童诗出现了 “三足鼎立”的局面。即北京出现了以金波、高洪波、樊发稼为代表的强大的诗人群，上海出现了以老诗人圣野、鲁兵、任溶溶为领头人的诗人群，巴蜀形成了以张继楼为领头人的颇具实力的儿童诗诗人群体。此外，除东北三省中的辽宁、吉林儿童诗创作力量相对强一些，其他的省份儿童诗创作队伍的单薄令人担忧。湖南仅有李少白、李昆纯，湖北仅有徐鲁，河南仅有刘育贤、王怀让，陕西仅有王宜振，河北仅有毕东海，甘肃仅有林染，山东仅有孙华文，而其他像新疆、西藏、陕西、宁夏、江苏、江西、广东、福建等省，在新时期儿童诗坛，几无执著于儿童诗且有成绩的儿童诗诗人。

　　儿童诗诗人队伍中的性别比的不平衡，也是值得担忧的。从新时期的儿童诗歌队伍来看，男性诗人占据了绝大部分的天空，而女性诗人则凤毛麟角。从 “文革”结束以来，仅有柯岩在80年代写过一些可诵之作，但到了90年代也停了诗笔。其他女作者虽也有作品问世，但多为零星之作，没有形成大气候。从女性的母性性别特征和心理来看，女性诗人应该有不少儿童诗歌创作的优势，特别是承担母亲角色的作者，有着与男性作者不同的哺乳、护理孩子的生活经验，如果她们好好把握和挖掘自己的经验和潜质的话，应该是可以写出带有母爱特色的好诗篇的。

　　儿童诗创作队伍年龄结构不合理。据统计，从 1949年到1976年，我国儿童文学作家只有20人；而到1998年中国作家协会的5800名会员中，以儿童文学创作为主的已有500人，加上全国各省(自治区)、市作协的会员，儿童文学作者总数近4000人。而这一批作者中，又有不少儿童诗歌作者，但从绝对数字上来说，儿童诗歌创作已有很大提高，但年轻一代儿童诗人太少。

　　纵观当前活跃在儿童诗坛的诗人队伍，中老年儿童诗人的创作比较活跃，如圣野、张继楼等儿童诗歌宿将还在专注于幼儿诗歌的创作，而且时有精品问世。一些主要以成人诗创作而享誉诗坛的诗人如曾卓、黎焕颐、刘章、梁上泉等也偶有可读之作发表。而六十多岁的诗人中，樊发稼、金波、聪聪、蒲华清、刘有贤、李少白等常有新作露面，特别是金波一直保持着强劲的创作生命力，他的儿童诗在美的形式和美的内容的结合方面显得日益完满。在四十多岁以上的中、壮年诗人群体中，王宜振、邱易东、潘仲龄、徐鲁、彭俐、东达、毕东海、钱万成、王忠范等则是一直最具活力的儿童诗创作队伍，他们的创作数量之多及质量之高，可以说基本代表了近十年 (90年代)儿童诗的艺术水平。但二三十岁的年轻作者则少得可怜。仅由钟代华、罗英、韦娅、邓凯、李东华等少数几人常有清新的诗作见诸报刊。他们这些颇有潜力的青年诗人还不到全国诗人队伍的十分之一。因此，儿童诗歌不加强队伍建设的话，就有可能在21世纪前十年左右出现儿童诗断代现象。

角色：难进家门的浪子

　　儿童诗面临的另一个困境，是它仍然处于尴尬的文坛边缘的位置。在儿童文学家庭中，它是个被忽视的角色。进入 80年代以来，全国的儿童文学创作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逐步地丰富和提高。以至于有评论家在论及此阶段儿童文学时兴奋地说：“经历过80年代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历程的人们，都会对当时那些生气勃勃、激动人心、甚至是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和细节记忆犹新。”但儿童文学这种兴旺，似乎主要是来自少儿小说和童话的创作。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里，少儿长篇小说异军突起(如成长主题小说、自我历险小说、亲子小说、双媒互动小说和少年旅游小说等新品种的试验)，童话创作热闹非凡(出现热闹童话、诗意义型童话、小巴掌童话、双面体童话、魔方体童话等新品种)，与少儿刊物的特别青睐莫不相关，而评论家也津津乐道于少儿小说与童话创作。儿童诗诗人及其作品虽然也时有提及儿童诗作，往往也是在“印象”和“扫描”之类的文章中作宏观性的点缀涉及。在儿童文学家庭里，儿童诗似乎一直是一位小弟弟，被冷落在寂寞的边缘的角落里。在新诗的家庭里，它难有自己的一席地位，甚至面临着被踢出门外的命运。新时期新诗理论界，尽管诗坛鼎沸，有谁给过儿童诗深情的一瞥呢？曾有过的诸多次的论争，特别是1997年关于“新诗十三问”的论战和1999年关于中小学语文教材中诗歌问题的争论，异常激烈，也确实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但论争中还是无人提及最适合中小学生阅读的儿童诗。儿童诗的读者对象就是少年儿童，主要是中小学生，可许多诗评家和诗人关心的并不是少儿诗，而是成人诗。至于各种新诗史论著作中，更难找到儿童诗的位置。在文学界，儿童诗就象一个难进家门的浪子，更找不到自己应有的名分。

读者，大量流失

　　新时期儿童诗完成了由过去的单一的 “教育工具”到艺术文本的飞跃。如儿童诗在80年代初开始回归文学、回归诗歌，到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唤回了儿童诗的艺术本质。这是两次质的飞跃，是儿童诗不断走向艺术化的飞跃。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儿童诗回归艺术之后，却在逐渐远离少儿读者，儿童诗集出版难，发行量剧减。仔细分析，主要有几方面原因。

　　因受传统艺术思维定势的影响，儿童诗诗人特别是一批年龄较大的诗人自觉不自觉地在心理上存在着许多话语禁忌和表达障碍，如老诗人对少年诗中涉及的朦胧情感问题就非常敏感，认为它是成人的东西，是不适于带进儿童诗的。有些中老年诗人对今天的孩子的生活、思想、情感缺乏足够深刻的了解和体验。特别是老年诗人与儿童之间客观地存在着代沟，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他们的儿童诗创作。曾卓老人在他的《给少年们的诗》的后记中坦诚地说： “当我立意为少年们写诗时，我就希望它们是诗，而不是押韵的语言。应该说，我是认真的，是以平时写诗的态度来写的。但是，我并没有完全达到自己的要求。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虽然我尽可能回忆少年时的情景，尽可能设身处地去体验他们的心境和他们的情趣，想用他们的眼睛去看生活，看世界，但究竟在年龄上与他们相距太远了，我的童年与他们的童年太不同了。我设身处地就难免隔岸观火，我努力体验本身就可能有些牵强。而少年读者在这方面是异常敏感的。”

　　而年轻的诗人的思想又不太成熟、生活积累不太丰富、艺术素养不够高，写作上还有待不断丰富、充实和提高。这都影响了他们创作出适合当代少年儿童胃口、满足儿童心理需要的作品。

　　儿童诗的大众化难以实现的客观原因。有人不珍惜当前大好的文化发展形势，为了盈利目的而打着 “大众文化”招牌，大量炮制和兜售粗疏文化产品。如流行歌坛有唱不完的风花雪月，相声小品有聊不完的无病呻吟，影视剧有演不完的无聊无味，甚至有些出版物爆炒明星秘闻丑事，如此等等，所造成的对少年儿童的精神品质的弱化是不可低估的。而少年儿童特别是90年代的城市少儿，他们崇拜流行歌手，追求时尚，大多被电视机、游戏机和电脑网络的强烈音响效果、电光画面和虚拟的世界所吸引，或诱惑。他们课外阅读也只是看卡通(其中有些不健康的日本卡通)、小人书和网络文学读本等，却对儿童文学作品兴趣不大，很少阅读，加之缺乏学校和家长正确有效的艺术引导，因此也使得儿童诗的读者大大丧失。

明天，路在何方

　　80年代初的儿童是在黑白电视、彩色电影和收录音机前长大的一代，90年代的儿童则是在卡通、电脑和网络的扩展中长大的一代。难以预料，21世纪的儿童将以何种手段接受外界信息，去接受什么样的信息。对此，人们还没认真思考，诗歌界似乎还没有应有的准备。我们的儿童诗更缺少人文关怀和爱自然、爱科学的内涵，还缺少足够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诗人的个性。儿童诗需要个性化，不需要“个人化”或“私人化”，个性化是儿童诗体现儿童个性和艺术丰富的前提。“个人化”和“私人化”会使儿童脱离儿童生活和儿童的内心需要，而使儿童诗成为诗人个人狭小的心理和诗人的欲望的发泄，从而堕落成无病呻吟的苍白之作。成人诗的创作已在这方面有了教训，80年代末和90年代的“新潮诗”(先锋诗)和“女性私人化写作”出现的病态的或变态的自白式写作，对“他人”不管不顾，已使新诗陷入了美学意义丧失殆尽和读者大面积流失的困境。全球政治经济的多元化格局和联系的日益紧密以及文化的全球化，会使儿童诗面临许多新的表现领域和题材，对世界文化的关注和对地球村意识的强化，会成为中国儿童诗走向世界的重要契机。儿童诗要走向世界，还要在民族性的强化方面下功夫。金燕玉说过：“儿童文学世界性的加强并不意味着民族性的消失，相反，民族性恰恰是进入世界文学联邦的入场券。”

　　此外，还要搞好儿童诗的翻译介绍。我国儿童诗难以走进世界的重要原因是缺乏有效的翻译介绍。 1992年金波的儿童诗被推举参加第23届国际儿童图书联盟大会并参加国际安徒生评奖，他参评的作品是五本儿童诗集，由于没有一本全部英译的，而拿几首临时译成英文的诗作送到评委手中。自然很难让外国评委真正全面了解金波诗作的艺术价值，而使我国当代儿童诗失去一次极好的被世界认同的机会。

　　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学的对外翻译工作做了不少，古诗词就有不少被译成外文，但儿童诗的翻译却是空白。我国读者可读到法国的拉封丹的寓言诗、俄国普希金的童话诗、英国的斯蒂文森的儿童诗等，可我国的儿童诗就未能被介绍到国外去，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因此，我国儿童诗的翻译与评价工作亦是刻不容缓的。

　　《中国教育报》 2002年3月12日第7版

http://www.jyb.com.cn/gb/jybzt/2002/whds/27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