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对散文本性的看法

我特别想与读者和批评者们沟通的一点，是散文的本性问题。

我的散文即便被人称为“文化散文”、“学者散文”，它的生命基点是散文，而散文是一种文学样式。若以古希腊“史”与“诗”的区分来衡定，它属于“诗”；若以中国古代“学” 与“艺''的区分来衡定，它属于“艺”。换言之，不管涉及多少学术门类，“诗''和“艺”，才是散文的“正本形态”。 由于我从事过学术研究，人们很可能从学术的角度来看我的散文，寻找学术与散文的交融之处；其实这件事情应该倒过来，一个研究者为什么要在学术之外寻找别的渠道?因为那里有一种与学术研究截然不同的精神吐纳行为。有意义的是异，而不是同。

早在一九八九年五月我在答《解放日报》记者问时就已经提到这一根本差别：

我自认为写得较好的几篇并没有太多的学术气息，而过于知识化的篇目或段落则常常文气滞塞。文学的亮点在于沉淀着文化感受的灵气闪耀，这与学术和学者并不一定有必然联系。

因此，如果以历史讲义、学术论文的要求来衡量散文，常常对不上口径。例如，有的批评者对我谈书法艺术的文章不同正统观点颇感忿然，其实这是在写散文而不是在写教材，在散文中即便说自己不太喜欢王羲之、柳公权也是允许的，用不着有太多的讨论。散文的句式也不同于论文，散文中可以说“王阳明掀动了董仲舒的衣衫”，批评家若一味地指陈他们两人不生在同一个时代，犯了常识性的错误，那就说不清了。我偶尔读到一位批评者详细考证了宋代大词人姜夔一生到过很多桥，问我为什么要说他对垂虹桥特别偏爱，他诗中还有更多的名作，“不知道余秋雨为什么对《过垂虹》特别垂青?”我的回答可能会使他失望：这是我个人的感觉，个人的选择，说不出太多的理由。不喜欢某些名诗而偏偏喜欢一首不太有名的诗，这在我是经常有的事。在诗句间猜测诗人的偏爱，正是散文写作的自由之处。如果这种猜测已被大量的证据所证实，那就只能写论文了。

有时散文家也需要在不同的证据间作出选择，但却不必把选择的理由一一列出。某些批评者总是这样轻巧地说：只要随手翻翻哪本书，就可避免这种常识错误。问题是作家不仅翻了这本书，还翻了其他好几本与此有关的书。中国历史许多关节往往有五六种不同的资料支持着不同的结论，写散文则只需暗暗选定，随手写出。如果要申述选择的理由就变成了论文，哪有一篇散文要附带着一串论文来做注脚的?

我曾对学生戏言：“我把想清楚了的问题交给课堂，把能够想清楚的问题交给研究，把想不清楚的问题交给散文。”想不清楚就动笔为文并不是不负责任，而是肯定苦闷、彷徨、混沌、生涩、矛盾的精神地位和审美价值。以我的经验，拿过于明白、清晰的事情来写散文，是末流之举。

基于这种区别，写散文时的身心状态也与治学很不一样。浓重的情绪气氛压于笔端，只想快快地去捕捉那些让灵魂颤动的朦胧亮点，脑海里不断涌现出来的文史记忆随手写出，经常也会遇到记忆不确的时候，但我不能放下笔去查证，因为文思一断往往再也接不上了。有时也会自己告诫在写完之后核对一遍，但正如古人所说，这种事如扫落叶，扫来扫去总有遗漏。因此凡有读者指出我记忆不确之处我总是十分开心，例如有一次我在一篇文章中把一个日本军阀进军华北的路线记错了，又有一次在一篇初稿中提到千年前两个古人的科举名位，把状元和状元及第混写了。有的朋友原谅说，这是文事小节，不值得纠缠，但我觉得如确为误讹也应在正式出书时改正，只不过改完后立即要回到文学主旨上来，千万不要拿着这片落叶乱了神。

总之，专心致志写灵感，耳聪目明扫落叶，两者都是乐事。

我的这种写作方法，并非随便选定，而是在试验自己心中的一种审美理念。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应该如何寻找创作的立足点?这对我们这样一个历史漫长的民族永远是一个大难题。我很早就皈服了几位世界级文化巨人的观点，他们同时精通历史学和美学，足可信任，那就是法国的狄德罗和雨果，德国的歌德和莱辛。如果说他们都是作家，仍有重视文学而轻视历史的嫌疑，那么那位从来没写过文学作品而恰恰写过《历史哲学》的黑格尔应该是持论公平的了。黑格尔在《美学》第一卷中说：

题材在外表上虽然取自久已过去的时代，而这种作品长存的基础却是心灵中人类共有的东西，是真正长存而且有力量的东西，不会不发生效果的，因为这种客观性正是我们自己内心生活的内容和现实。至于单纯的历史的外在事物却是可消逝的一方面，读古代作品时我们对这一方面只是勉强宽容，读近代作品时我们也想把这一方面跳过不看。

如果想要把古代灰烬中的纯然外在现象的个别定性都很详尽而精确地摹仿过来，那就只能算是一种稚气的学究勾当，为着一种本身纯然外在的目的。从这方面来看，我们固然应该要求大体上的正确，但是不应剥夺艺术家徘徊于虚构与真实之间的权利。

艺术作品以及对艺术作品的直接欣赏并不是为专家学者们，而是为广大的听众，批评家们就用不着那样趾高气扬，他们毕竟还是听众中的一部分，历史细节的精确对于他们也就不应有什么严肃的兴趣。

由黑格尔的这些话我突然想起，欧洲有一位著名的历史题材文学家受到批评时曾大声咆哮：我也是历史学家，但我只要一碰文学也就改变了身份，即使要审判，我也只愿上艺术的法庭而不是学究的法庭 !看来这位文学家还心气未定，正不如俯仰天下的黑格尔老人，只把那些不懂文学艺术真谛的批评者说成是“稚气的学究勾当”，还轻描淡写地指出他们是“为了一种本身纯然外在的目的”。

我引述黑格尔的这些遗言，倒没有其他意思，只希望我国文化界能对文学艺术的本性有更多的思考。任何思考都必须进入前沿，而前沿也就是边缘地带。黑格尔他们正是文学和历史的边缘地带来思考文学的，我们何妨也来多做一点“边缘试验” ?

见余秋雨《山居笔记》自序六，文汇出版社， 199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