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叙事小说的情境设置（节选）

《阿Ｑ正传》人物经历的表现方式有其独特之处。首先，作品的叙述者不再直接充当结构线索的载体，而是作为不露面的故事讲述者操纵着人物性格及其主要经历的刻画和表述。他在序中以第一人称露面，讲明为人物作传的意图。第二章便藏身幕后，但他的声音还在，并保持着序中的调侃语气。这样的安排显然放弃了第一人称叙述在简化题材、连接结构方面的便利，代之以说故事者概括、描述、讥诮、评论的相对自由。他可以在静态的叙述中将阿Ｑ的精神胜利法做全面的、集中的、典型的描绘，使人物这一精神特质得到充分显赫的表现。他还可以将阿Ｑ的经历做动态描述，使人物用自己的动作一步步走完人生的历程。这样，动静结合，纵横自如，将阿Ｑ复杂的精神情态和人生经历既生动具体又概括凝练地展示出来。

其次，叙述视点集中在阿Ｑ身上，但又不完全随他而去，而是基本定位在未庄，这样未庄便成了阿Ｑ活动的主要舞台，未庄的群体成了舞台的情境。不过，与前面提到的三篇小说明显不同的是，阿Ｑ与情境的关系不是冲突对立性质，而是一致性的和互补性的。他在情境之中与别人的龃龉和摩擦，也只是属于一致中的不协调，丝毫没有心灵的碰撞和摧残（结尾除外）。例如阿Ｑ说自己姓赵，赵太爷不许他姓赵，未庄人认为他即使姓赵也不该说。三者的态度虽然不同，但思想的基点是一致的，即权财崇拜。同样，阿Ｑ的恋爱悲剧和不准革命的境遇，不仅是传统秩序对他出格行为的制裁，同时也包括他自身传统意识的自我否定。在作者的笔下，阿Ｑ是作为一个民族劣质品性的典型加以塑造的，未庄的群体意识构成的文化环境正是产生阿Ｑ精神的温床，而阿Ｑ的精神则是未庄群体思想意识代表性的写照，或者说是高度集中、典型概括的夸张性写照。因此，情境对阿Ｑ来说，构不成心灵的压力，反而是他的精神的一种衬托。象阿Ｑ的权财崇拜的思想，畏强凌弱的行径，以及种种传统的礼教观念等都来自群体行为背景的有力衬托，表明阿Ｑ精神与环境意识的协调一致，进而揭示出这种精神的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承传性。至于阿Ｑ的经历——从恋爱的悲剧到不准革命，再到做替死鬼，他的思想意识始终是陈腐的、浑浑噩噩的，直到临死前的瞬间，他才有所醒悟，但一切已经结束。因此，阿Ｑ的死没有前三篇那种悲剧的震撼力，而阿Ｑ的精神却获得了艺术生命力，这显然与作品突出人生精神的叙事结构和衬托式的情境设计紧密相关。

《阿Ｑ正传》衬托式的情境设计也是独特的。首先，阿Ｑ这个形象是高度集中、概括的产物，因而阿Ｑ的行为处境也具有概括性和典型性。作品常以“未庄老例”、“听的人”、“村人”等笼统概括的写法揭示群体意识，使人物精神与这文化背景密切呼应，相得益彰。而且，人物和背景在概括性上协调一致，完美结合，充分显示出其典型意义，并因此获得超越本体的象征意味。于是，阿Ｑ精神成为“中华民族骨髓里不长进的性质”的写照，阿Ｑ的命运成为“不长进”民族未来命运的预言。其次，作品中的场面情境是诱发式的，但在情节发展过程中，它们与人物行为又相吻合，最终合成了一个衬托式的总体情境。例如，阿Ｑ被众人耍笑和欺凌，可是他转眼又去欺负弱者和“异类”。再例如，未庄人因阿Ｑ冒犯了礼法而鄙弃他，逼走了他，却又因他的“中兴”而敬畏他、接近他，最终因知道了底细而“远避”他。这与阿Ｑ因传统观念而憎恶革命，又因有利可图而声张革命，最终因不准他革命而要告发假洋鬼子的行径如出一辙。情境引发了人物的行动，但人物的行动不是改变情境，而是汇入情境，与情境一致。于是二者相得益彰，主题意蕴得到了充分的深入的展示。不用说，衬托式情境功在衬托，因此把《阿Ｑ正传》里的群体形象看成是对阿Ｑ形象的“烘云托月”，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