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在各个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使被人们普遍认为是最为保守的教育领域，包括幼儿教育改革在内的教育改革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从“三种文化中的幼儿教育”的研究说起

上世纪80年代，美国幼儿教育专家托宾（Tobin. J.J. et al）等人曾运用人种学的研究方法对中国、日本和美国三种社会文化中的托幼机构的教育作过比较研究，这个研究当时曾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

研究者选择了这3个国家的3个典型托幼机构，对它们的一日活动拍摄了录像，并将其典型的活动分别剪接成20分钟左右的录像片。研究者把这些录像片分别地给予来自这三个国家的托幼机构的教师、园长、家长和儿童教育专家观看，让他们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回答有关的问题，诸如“对社会而言，托幼机构有价值存在的3个最重要的理由是什么？”“儿童在托幼机构内学习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一个好教师的最重要的特征是什么？”等等。研究者发现，来自不同社会文化的人，由于价值观念的不同，他们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去年，托宾等人又对中国、日本和美国三种社会文化中的托幼机构的教育作了新一轮的比较研究，这次研究的基本假设是：日本和美国的社会文化没有根本性的变化，而中国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幼儿教育一定会发生十分明显的变化。

如果说，在十多年以前，中国的幼儿教育工作者在看到那个有关中国幼儿园的录像片时，也许会感到十分自然；那么在今天，假如他们再次观看这个录像片，他们一定会感到十分不安。录像片中，幼儿园“兵营式”、“同志式”的生活——行动一致地上厕所和吃饭、儿童完全听从和跟随教师而进行的教学……，会让他们感到不可接受。

笔者仔细观看了研究者在去年拍摄的3个国家的幼儿园的有关录像，并将有关中国幼儿园的录像片与在十多年以前拍摄的那个录像片作了比较，发现“今非昔比”，幼儿、教师和家长的行为和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整个幼儿园的教育氛围，与十多年前拍摄的录像片中所看到的截然不同。笔者相信，中国的幼儿教育工作者在看到这个有关当今中国幼儿园的录像片时，一定会感到十分自然和亲切。

幼儿教育受人的价值观的支配和影响，而价值观的变化反映了社会文化的变化，同时也影响着社会文化的变化。

脱离社会文化的变化去谈论幼儿教育是没有意义的

幼儿教育与社会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社会文化不仅决定了个体幼儿的发展方向，也决定了幼儿教育机构的发展方向，幼儿教育应该明确地反映社会文化的价值观，布鲁纳曾在回顾自己的亲身经历时说：“不顾教育过程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来论述教育理论的心理学家和教育家，是自甘浅薄的，势必在社会上和教室里受到蔑视。”

人类发展生态学家勃朗芬布伦纳( Bronfenbrenner, U. )将对人的行为和发展放置于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稳定的生态系统之中，探究生态系统中的各种生态因子对人的行为和发展的作用以及人与各种生态因子的交互作用，提出了“雀巢” 式的生态理论。勃朗芬布伦纳认为，生态环境包括小系统、中间系统、外系统和大系统，这些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系统相互交织在一起，构成一个具有中心又向四处扩散的网络，前者逐个地被包含在后者之中。

勃朗芬布伦纳所谓的大系统，是指各种较低层次的生态系统（小系统、中间系统和外系统）在整个文化或者亚文化水平上存在或可能存在的内容上和形式上的一致性，以及与此相联系并成为其基础的信念系统或意识形态。在整个文化或者亚文化及其所包含的较低层次的生态系统中，具体的方方面面的表现可能差距很大，但是却具有内部的同源性。勃朗芬布伦纳相信，每种文化都有自身各级生态系统的独特的构建蓝图，发展主体在大系统所属的各级生态系统中所表现出来的行为特征，实际上也是大系统对人的发展的影响的具体表现。勃朗芬布伦纳坚信，任何关于人的发展的研究都必须考察大系统的影响作用。

根据勃朗芬布伦纳提出的人类发展生态学理论，幼儿教育只是隶属于大系统中的较低层次的系统。事实上，世界上不存在一种最好的能适应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中的所有儿童的教育方案，而各种不同教育方案能很好地适合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中的儿童。因此，脱离社会文化以及它的变化去探讨幼儿教育是没有意义的。

幼教改革，势在必行

简单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所进行的每一次幼儿教育改革，都是在社会和文化发生了变迁的背景下产生的。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人民政府在整顿和改造原有幼儿教育的基础上发展幼儿教育。在教育全面学习前苏联的背景下，幼儿教育也全盘接受前苏联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主要表现为引进了“作业”，教学大纲为作业规定了内容和时间，通过作业对幼儿进行系统的教学。教育部于1952年制定的《幼儿园暂行规程》和《幼儿园暂行教学纲要》规定了幼儿园收3-7岁的幼儿，幼儿园的活动项目有体育、语言、认识环境、图画手工、音乐、计算，幼儿园不进行识字；还规定了幼儿园教养活动的各个科目以及各科目的教育纲要，强调科目本身的科学性和逻辑性，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提出有目的有计划地组织幼儿活动，将教育贯穿于幼儿在园的一日生活中。

50年代我国的幼儿园课程改革，有前苏联心理学、教育学的理论作支撑，借鉴了前苏联建立在多年研究基础之上的分科教育的经验，尽管全盘否决了以往的作法，然而改革却是十分平稳和顺利的，究其原因，应归结于我国传统文化和当时的政治能接受分科教育这种形式的教育，也应归结于在高度计划经济的状态下，政府能通过行政途径有效地层层下达。

“文化大革命”使幼儿教育遭受了一场劫难。经过10年动乱，幼儿教育开始恢复，并走向正常化。1979年，教育部颁发了《城市幼儿园工作条例（试行草案）》，规定幼儿园应贯彻保教结合的原则，并规定了幼儿园教育应包含体育锻炼、游戏和作业、思想品德教育等几个方面。1981年，教育部颁布了《幼儿园教育纲要（试行草案）》（简称《纲要》）。《纲要》是在继承1952年制定的《幼儿园暂行规程》和《幼儿园暂行教学纲要》的基础上制定的，规定了幼儿园教育的内容为生活卫生习惯、体育活动、思想品德、语言、常识、计算、音乐、美术等8个方面，并强调通过游戏、上课、贯彻、劳动、娱乐、日常生活等各种活动完成教育任务。根据纲要，教育部组织编写全国统编幼儿园教材。

50年代的幼儿教育改革形成的教育体系，教育目标明确，教育、教学内容系统，教师在教育过程中容易操作。在50年代，我国刚摆脱多年来战争的困扰，百业待兴，在教育方面需要有新的正常秩序，这种注重结果，容易操作的教育体系迎合了当时的需要；在教育资源缺乏、师资力量不足、师生比例较小的情况下，这种体系对提高幼儿教育质量起了很好的作用。80年代初期，继续采用这种教育体系，这对于当时解决动乱所带来的破坏，恢复正常的教育秩序是十分有价值的。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的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多元文化的相互交融、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逐渐过渡、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口的迅速流动，等等，使人们意识到包括幼儿教育在内的教育必须进行改革，否则难以适应社会的发展，难以为变化的社会培养出适合社会需要的人材。

80年代开始的幼儿教育改革，所针对的问题是明确的，那就是对过分强调系统的知识和技能，强调教师的作用，而忽视儿童的发展和需要，忽视儿童的活动和直接经验等提出了挑战；对幼儿教育管理的标准化和一统性提出质疑。

自80年代开始的幼儿教育改革还远没有结束。如果说，这场改革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的话，那么主要还只是表现在教育理念的转变方面，在教育实践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但是，在历时近20年的幼儿教育改革历程中，我国的学前教育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变得越来越理性、越来越善于思考了，在不断学习、不断反思的基础上，他们对儿童发展、儿童游戏、发展与教学的关系、教师的角色与作用、师生的互动、幼儿教育机构的组织和管理、幼儿园环境的创设与运用、幼儿园课程设计与评价、家长和社区的参与等一系列学前教育的基本问题有了深一层次的认识和理解。

应该看到，尽管改革有不尽人意之处，有时还走过弯路，但是，从城市到乡村，从发达地区到不发达地区，尊重儿童，保障儿童权利，在幼儿教育中体现儿童的主体性等一些基本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这些理念通过行政手段和幼教工作者自发的行动，正在逐渐地转变为教育实践。可以预料，随着时间的推移，未来我国幼儿教育的基本状况会渐趋理想化。

幼儿教育改革顺应了社会文化变革的需要，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势在必行。

关于教育改革的“钟摆理论”

教育改革像一个钟摆，会在左右之间来回摆动，这种说法由来已久，考证由谁最早提出，似乎并无多少意义，至少当笔者在90年代初看到凯茨写的文章中提到幼儿教育改革也像个钟摆时，已经没有感到任何新意了。问题是如何理解“钟摆理论”，倒还值得探究一番。

钟摆现象为世人所熟知。一个钟摆，一会儿朝左，一会儿朝右，周而复始，来回摆动。如若认为，钟摆往左的结果必然是往右，往右的结果必然是往左，因此往左往右都是徒劳，不如一开始就居中，那么钟摆本身的存在就毫无意义。如若认为，正是钟摆往左和往右，才给钟带来了动力，使时针能不停地运转，那么钟摆的左右摆动就变得十分有价值了。

社会文化虽然具有相对稳定性，但是，不稳定是根本的，当社会的诸多方面发生矛盾和冲突时，必然会打破原先的不平衡，必然会有改革的发生。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没有变革，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不会如此丰富多彩。往左或往右，是改革的需要，而非个人的意愿。顺潮流者昌，逆潮流者亡，与时俱进者才算是识时务。

我国的社会文化在变革，作为社会生态系统中的一个部分，我国幼儿教育改革的钟摆必须跟随我国社会文化变革的基本趋向而摆动，而不是去追随其他国家的社会文化和幼儿教育的变革而摆动。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幼儿教育的变化都有其深刻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和经济的缘由，不对它们作具体分析，往往会被假象迷住眼睛。

朱家雄 裴小倩

《幼儿教育》，2004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