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人人际关系与身心健康的关系--社会心理医学研究
【作者】：金盛华 徐文艳 金永宏
【来源】：人大复印《心理学》，2000，2：76-81
1 问题的提出
众所周知，世界卫生组织（WHO）对于健康的定义，将心理健康与社会适应的状态也都考虑到了其中。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人类健康的理解与厂家从传统的单一身体模式转变为身体-心理-社会综合模式，也已成为一个被人们广泛接受的基本趋势。也许人们没有很好地注意到，健康理解上的这种转变，实际上承认了人类的健康具有时代的特征。社会是不断变化的；相应地，人们的社会适应状况以及与之密切关联的心理健康状况也会发生变化。这样，不同的时代人们的健康可能会有不同的倾向，不同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三者相互作用的模式。很显然，研究人们在最新社会条件下的健康动向，揭示人们最新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与社会适应的互动关系状况，对于了解人们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的健康实质、寻找提高人们综合健康水平的有效途径，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当代中国人的生活观念与生活方式正发生前所未有的迅速而深刻的变化，因而此时研究人们的综合健康状况及健康的不同方面发生相互影响的倾向与性质，具有更为突出的现实意义。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人际关系与健康倾向量表》。该量表共50题项，设计测量一般社会背景、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与人际关系状况等四个方面的因素。量表的回答采取无记名方式。
在身体健康方面，量表通过确认临时性身体反应性疾病（如感冒、发烧等）与急慢性严重疾病发生的次数或存在种数，对身体健康状况进行定量测量。根据对20个类型不同的人进行面谈的资料，有关测量的结果可以很好地反映个人身体健康的实际状况。
在心理健康方面，研究得最多的几个因素是压抑（医学界亦称抑郁）、自尊心与自杀意向等几个因素。由于这一原因，本研究选择这三个因素来指示心理健康的状况。正如有关知识积累所揭示的那样，本研究定义心理健康水平越高，压抑水平越低、自尊心越强、自杀意向的强度越小。心理学家已经证实，人的主观体验倾向于从生活中得到快乐（低压抑）、接纳自己（高自尊）和自我珍重（低自杀意向），这也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准。量表在测量心理健康状况方面选择了得到广泛应用的有关权威测验中的最佳测量题目。其中有关压抑的测量题目主要取自拉德洛夫的有关量表；有关自尊心的测量题目取自罗森伯格的自尊心量表；而有关自杀意向则用定量确认考虑过自杀和实际计划自杀的次数来测量，这是目前国际间有关自杀意向研究所采用的最多的方法。
对人们的社会适应状况进行可操作的定量一直是有关研究的难题之一。本研究根据有关人际关系理论，将搜集到的近5000个人际关系项目进行分类筛选，最后选择出了24个人际关系测量项目。根据研究者连续三年对大学生的调查（每年35人），不仅人们所自陈的人际关系倾向相对稳定，而且个人对于自己人际关系实践的体验性质也是相对稳定的。因此，说人们的人际关系状况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特征，并将其当作社会适应状况的指标是有根据的、可行的。
2.2 研究程度
《人际关系与健康向量表》以《人际关系与健康调查问卷》的名义，公开发表于〈健康报〉周末版，并附加了有关研究项目的一回答方法的详细说明。总卷以无记名方式作答。读者回寄的完成问卷，就成为本研究的资料来源。
2.3 研究对象
为了形成规范的横断研究，并考虑到全国不同地区邮政便捷程度，研究确定以量表发表日起一个月内收到的返回量表作为资料来源，以后收到的返回量表则不再进入统计。后来的事实证明，一个月时效的确定十分合理，在此时区内收到的返回量表占总数的约98%。研究筛选掉了回答明显属于习惯性反应和漏答超过20%的返回量表，最后以1433份有效量表作为有效被研究对象群体。
2.4 研究的数据处理
数据处理先以Foxbase2.10版本制成50个变量的数据库，数据录入后由SPSS+PC8.01版本统计程序执行具体数据处理。
数据处理的第一步，是先对测量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与人际关系的三组结构变量进行因素分析，用正交旋转的方法筛选出有效因素。
根据因素分析的结果，身体健康方面的临时性身体反应性疾病与急慢性严重疾病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因素；心理健康方面的因素划分则与原有构想吻合，压抑、自尊心与自杀意向是相互独立的三个不同因素。人际关系的24个测量人际关系状况的变量分化成了7个因素，它们分别为：人际关系和谐度、人际情感支持、人际关系压力、孤独感、性关系（广义的与配偶或恋人的情感关系）、家庭依赖感及人际关系信念。
进一步的统计分析，是在因素分析结果的基础上进行的。
3 研究结果
3.1 身体健康状况
3.1.1 临时性身体反应性疾病状况
依据统计结果，当今中国人在近一年中至少发生一次以上感冒的人数达到87.8%，患三次以上的人数也达到37.4%。
相关的统计结果则表明，人们在近一年中至少一次测得发烧症状的43.1%。
3.1.2 急慢性严重疾病状况
统计结果显示，被研究者群体中报告近一年中至少查出一种以上心血管病症状的人数超过五分之一（20.1%），至少发生一次病程一周以上严重疾病的人数也达到14.7%，而报告患有至少一种慢性疾病的人数超过一半。
3.2 身体健康与社会背景因素的关系
3.2.1 性别、年龄、居住地对身体健康的影响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临时性身体反应性疾病直接受到性别因素的影响，女性的发病率明显高于男性（F=11.29,p<0.001）。但是，在急慢性严重疾病方面，不存在有意义的差异。
年龄与两类身体疾病都有着统计学意义极为显著的联系，但是联系的性质正好是相反的。随着年龄的增加，临时性疾病的发生率是逐渐递减的，但急慢性疾病则逐渐上升。急慢性疾病随年龄上升而递增很容易理解，但为何青年人更易罹患临时性疾病，则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在身体健康与居住地的关系方面，方差分析的结果显示，虽然临时性身体疾病与在住地之间没有显著联系，但急慢性严重疾病的发生率却显著受居住地区的影响。与假设不同的是，随着居住城市的由大到小，急慢性严重疾病的发生率不是上升，反而是直线下降的，大城市发生率最高，村镇最低、中、小城市依次居中（F=8.48，P<0.001）。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显然值得进一步分析与研究。
3.2.2 教育水平、就业单位、社会身份及工资收入与身体健康的关系
与假设相吻合，教育水平与就业单位两种因素都与人们的身体健康无关。无论是临时性疾病，还是急慢性严得疾病，不同的教育水平与不同的就业单位之间都没有意义的差异存在。不过，令人感兴趣的是，社会身份与工资收入的确与人们的身体健康密切关联。在临时性疾病发生率方面，离退休人员与领导干部两类人员倾向于最低，而管理人员与没有明确归类的人群发生率F=3.60,P<0.001）。急慢性严重疾病与社会身份的关系倾向正好与临时性疾病相反，由于年龄因素的影响，离退休人员与领导干部两类人员是急慢性严重疾病发生率最高的两个群体，与其他群体差异明显，而没有明确归类的人员与工人两个群体的发生率最低（F=14.5,P<0.001）。
身体疾病与经济收入之间的关系耐人寻味。在倾向上，临时性疾病的发生率基本上随收入的提高而下降，各收入阶层之间有显著区别（F=3.35,P<0.01）。但是，急慢性疾病的倾向正好相反，发生率是随着收入的增加而稳定地直线上升的，收入越高，急慢性严重疾病的发生率也越高（F=9.33,P<0.001）。收入是与年龄相联系的，因而出现这种情况就不难理解。
3.3 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及人际关系之间的关联
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与人际关系状况是综合健康概念的不同方面。本研究的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在倾向上，心理健康与人际关系诸因綠有着密切关联。与此同时，相关研究也显示，两种不同的身体疾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F=0.1849，P<0.001），说明在一定范围内，临时性疾病发生率高的人，也倾向于有较多的急慢性严重疾病的发生率。反之亦然。
结果表明，对于临时性疾病而言，自杀意向、压抑、人际冲突、人际压力的水平越高，疾病的发生率也越高；而自尊心、人际支持、家庭依赖、人际信念、性关系等因素与疾病呈显著负相关系，意味着在一定范围内，这些特征越积极，疾病的发生率也越低。
对于急慢性严重疾病而言，自杀意向、压抑、人际冲突、孤独感是正向的影响因素，而对临时性疾病起作用的人际压力并不影响急慢性严重疾病；与急慢性疾病呈显著负相关关系的因素只有家庭依赖、人际信念、性关系等几个因素，这几个因素的水平越积极，急慢性严重疾病的发生率也倾向于越低。
比较各因素与两类疾病之间的联系，可以发现，对于临时性疾病，自尊心、人际支持、人际压力等因素发挥着显著影响，但孤独感并不发生作用。但对于急慢性疾病，孤独感是发挥显著作用的因素，而另三种因素则无显著影响。其他因素对于两类疾病的影响作用虽强度有所不同，但影响的性质是一致的，且在统计学意义上也居于同一显著性水平。说明多数心理健康与人际关系因素对两类疾病有着倾向一致的影响。
4 讨论
4.1 研究取样的代表性及问题
研究的取样代表性是决定研究发现解释范围的关键因素。从表1至表3的结果可以看到，本研究的样本在地区、居住地、性别、年龄、学历等重要人口统计参数上，有着广泛的覆盖面。虽然，在这些特征上，研究的样本相对于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及全国最新人口统计资料仍有一定的偏离，但从样本的广泛覆盖面而言，本研究的发现仍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适合于一般中国人的概念。在这一意义上，本研究的发现提供了了解当今中国人健康倾向的实质性知识。
本研究取样上的一个重要限制，是完成问卷是由读者自愿回寄的。而自愿与非自愿者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难于确定的不同；这样，本研究的样本就不是一个完全随机抽样的样本，而仅仅在有限随机的意义上，代表当今中国人之中的一部分。不过，考虑到中国人口基数巨大，虽然本研究的抽样有这些难于避免的限制，由该样本获得的研究发现，仍然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实质地帮助我们了解当今中国人的健康倾向。
4.2 当今中国人的健康倾向
3.1部分的研究表明，在本研究样本可以代表的广大范围内，当今中国人的身体健康状况不容乐观，不仅临时性身体疾病在大多数人口中存在，高达87.8%的人员报告一年至少患一次感冒，且每年患三次以上的人数也达到37.4%；更重要的是，竟然超过一年（51.0%）的人员报告至少患有一种慢性病。报告至少有一种心血管病症状的人员也达到20.1%。而这一点不能简单由样本中老年人员来解释，因为整个样本中56岁以上人员仅占10.8%。很显然，提高全民族人口健康素质的问题，在我国还任重而道远。
本研究确认了女性临床性疾病发生率更高的事实。这种情况的存在，可能跟女性存在周期性抵抗力减弱的生理特征相联系。这意味着女性在劳动保护等方面应得到更多的保护，以降低她们的疾病发生率。
青年人更容易患感冒等临时性疾病的原因尚需进一步研究。有可能，青年人相对地不够注意气候冷暖的变化，身体健康的自我保护意识比年长者差，从而增加了他们罹患临时性疾病的机会。这种假设，需要进一步的社会心理医学研究来证实。
居住地与急慢性严重疾病之间的联系尤其值得注意。为什么居住地越偏远、医疗条件相对越差，疾病的发生率反而出现显著下降呢？会不会偏远地区由于医疗条件差而许多疾病没有被检查出来呢？或者的确偏远地区人员生活在相对缺少污染和生活压力的环境中，因而急慢性疾病发生率的确低于发达地区？显然，本研究尚难于回答这些问题。也许本研究的作用恰恰在于提出问题，为今后的其他有关研究提供一个定向。
临时性疾病在管理人员与没有明确归类的人群中发生率为何高于其他群体，是一个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有可能，这两类群体倾向于有高工作负荷与高压力。人们在高负荷、高压力的情况下抵抗力会下降，从而易于感染临时性疾病。不过，这一假设需要进一步确认。
社会身份与急慢性疾病的联系及经济收入与两类疾病的联系，可以从年龄与疾病的联系得到较好的解释。有关结果显示，急慢性疾病发生率高的群体处于高龄段，同时，高收入与高年龄是高度关联的，因而高收入群体的急慢性疾病的发病率较高，而低收入群体年龄较小，倾向于有较高的临时性疾病发生率。
4.3 提高当今中国人健康水平的社会心理途径
结果清楚地表明，多数心理健康及人际关系因素与身体疾病有着密切的关联。显然，在本研究的范围内，我们还无法确认身体健康状况与心理健康及人际关系状况之间孰因孰果，但我们的确可以确认，通过运用心理学的手段帮助人们改善心理健康和人际关系的途径，可以实现帮助人们改善身体健康的目的。相关的多元回归统计结果表明，在本研究涉及的因素范围内，11.26%的临时性疾病的变异及高达30.17%的急慢性严重疾病的变异可以得到解释。疾病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一个涉及因素有限的研究达到解释这样大比例的变异目标，意味着研究已经把握了影响疾病的主要变量。
从心理学领域积累起来的知识看，几乎所有的人际关系因素，都可以通过心理学的帮助来得到改善，心理健康方面的自尊心，甚至情绪压抑与自杀意向，也可以在心理学技术的干预下得以向积极的方面变化。这就是说，通过社会心理途径的努力，实际上可以改善人们在整个人际关系体验上的心理处境和整个心理健康水平。如果这种改善得以保持，那么通过它们对身体健康发挥的积极影响，将最终会使人们的身体健康状况得到改善，增强人们抵御疾病的能力。本研究有关健康诸方面影响的发现，已经确认了这种理解的正确性。
4.4 社会心理医学研究的前景
众所周知，目前中国医疗设施与医护人员不足是普遍存在的问题，而且，这些资源在地区间的分布很不均衡。这样，要想迅速提高全民族人口的健康水平，仅仅依靠经典医学的方式是很困难的，中国的健康事业需要全社会的努力。从本研究的发现可以看到，社会心理医学途径的研究与干预性的工作，可能会在了解全民的健康状况和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两个方面都发挥巨大的作用。社会心理医学研究以纸笔量表式工具的优势，可以大范围地超越空间与时间的限制，开展大规模的社会心理医学研究，并可以在研究发现的基础上，动员全社会的力量，进行广泛的健康干预，以实现提高全民健康水平的目标。
可以预计，这种社会心理医学的医学研究路线不仅将在有关健康观念与行为等问题方面显示其独有的优势，而且可以在经典医学的帮助下，通过建立标准化疾病症状量表，使医学检查与诊断领域的工作超越医疗器械而在时间和空间上获得极大延伸，资源发挥它最大的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