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禁忌是社会禁忌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禁忌的产生除了上面提到的原因外，还与语言拜物教密切相关。“语言本来是与劳动同时发生和发展的一种社会交际工具。但是在对自然现象和自然力不太理解的环境里，语言往往被与某些自然现象联系起来。这样，语言就被赋予了一种它本身所没有的超人的感觉和超人的力量；社会成员竟以为语言本身能够给人带来幸福和灾难，竟以为语言是祸福的根源。谁要是得罪这个根源，谁就得到加倍的惩罚；反之，准要是讨好这个根源，谁就得到庇护和保佑。这就自然而然导致了语言的禁忌……”(陈原，1983)

　英语和汉语中的禁忌语反映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宗教和宗教信仰是禁忌语存在的一个重要领域。在信仰基督教的西方，上帝的名字Jehovah(耶和华)便是最大的禁忌语。在任何情况下，人们都不说，不滥用上帝的名字。据《旧约·出埃及记》记载，上帝在西奈山通过摩西与以色列人订立盟约，规定了以色列人必须遵守的十戒(-the ten commandments)，其中第三戒为“Thou shalt not speak my name in vain．”(尔等不可妄称我的名字。)美国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在其名著《语言》一书中谈到禁忌语时说：英语中的各种宗教词语，如God(上帝)、devil(魔鬼)、heaven(天堂)、hell (地狱)、Christ(基督)、Jesus(耶稣)、damn(该死)等词语只有在严肃的讲话中使用才为适宜。违犯这条规定将会受到人们的责备或遭到人们的回避(Bloomfield，1933)。英语中有一短语：for Christ’s sake(看在基督的面上)表示一种强烈的情绪、请求帮助或厌恶某事。一般情况下，人们避免使用这一词语，而用for goodness sake或for crying out loud(看在老天爷的面上)替代。

　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很多，与宗教相关的禁忌语是很多的。首先中国忌亵渎神灵，对自己信奉和崇拜的神仙不能在言行上有任何的轻慢和不敬。在中国信仰佛教和道教的人都忌妄语。所谓“妄语”就是胡说、乱说、说假话。中国人受孔子思想影响较深。孔孟之道崇尚礼仪，要求人们在社交活动中言语适度，不可妄言或者信口开河，不着边际。中国人，主要是汉族，为了保佑一家老少生活幸福平安，还信仰家庭保护神。家庭保护神不止一个。它们有：祖先神、门神、财神、灶神、水井神、守墓神等等。过去中国人过年时都要贴上新的神像，进行祭拜。神像都是买来的，但忌说“买”，要说“请神像”，否则就是犯忌，亵渎神灵。

　在中国的一些地区，老百姓还把某些动物视为保护神，对它们尊崇有加，甚至供奉它们，以期得到他们的保护，在东北长白山一带，自古有“祠虎以为神”的习俗。当地的老百姓认为虎是林中之王，能保护人们免受其他野兽之害，给人带来幸福。所以当地山民忌说虎名而把它称之为“山君”或“山神爷”。东北的鄂伦春人自古以来崇拜熊，因而忌说熊的名字。他们称熊为“老爷子”。安徽一带，旧时有以狐为神的习俗，商店几乎家家设有狐的神位。因此，人们忌说狐，而要美其名日“仙姑”或“大仙”。旧时戏班子里也有敬动物为神的习俗，评剧演员新风霞在她的回忆录里提到，当时戏班子的人忌说五种动物的名字，它们分别是老鼠、刺猬、黄鼠狼、狐狸、蛇。如果有谁不慎说了这些动物的名字，就要受到处分，有时还是很严重的处分。他们分别称这五种动物为“灰八爷”、“白五爷”、“黄大爷”、‘“大仙爷”、“柳七爷”。

　我们上面提到，上帝的名字是～种语言禁忌。除此之外，英语国家的姓名禁忌是不多的。但据人类学家考证，古代英国人只有名。没有姓。他们有一种习俗，人死后名字就不再被提起。这种忌说死者名字的做法是子孙后代崇敬先人的表现。但名字禁忌在汉语中却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容。直到今天，名字禁忌的影响仍然存在。比如说，子女直呼父母的名字被认为是一种不敬的表现。李中生在《中国语言避讳习俗》一书中说，古时中国人认为。名字并非一般的语言符号，它具有某种超人的力量，人们的灵魂就附在人的名字上。中国进入封建社会之后，人的名字官讳、圣讳、家讳、恶人讳。所谓国讳，主要是避讳皇帝本人及其父祖之名。有的朝代，国讳还涉及到皇帝的字号、皇后及其父祖的名和字、皇帝的陵名，皇帝的生肖、皇帝的姓以及国朝的名称等等。触犯国讳者要引来杀身之祸。这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是屡见不鲜的事实。所谓官讳，就是要避讳达官贵人的名字。官讳主要是由封建官僚本人或者逢迎拍马者制造出来的。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做“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便是用来讽刺封建官僚自讳其名的这种妄自尊大的跋扈做法的。据说宋代有个知州，姓田名登。他下令当地所有的百姓要把“灯”说成“火”，以避开他的名字登的谐音。因此，不准老百姓说“点灯”，而只能说“点火”。上元节放灯，允许百姓到州城观赏。在州官写的布告上有这样一句话：本州依例放火三日。于是为了避开州官的名字“登”，放灯变成了“放火”，成语“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便由此而来。所谓圣讳就是避开圣人的名字。圣讳既包括朝廷规定的圣人讳，也包括人们自发地为圣贤避讳。比如，孔子之名丘、老子之名耳、周公之名旦、孟子之名轲皆为圣讳。所谓家长讳，就是在日常言谈或行文用字时，要求回避父祖以及所有长辈的名字。俗话说“子不言父名，徒不言师讳”就是这个道理。祖宗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人们都希望自己的家族世代延续，出类拔萃，从而满足一种家族自豪感。因而父祖被视为家族的象征。避家讳就成了一种敬祖的表现。所谓避恶人讳，就是忌讳提及那些臭名昭著、人们厌恶的恶人的名字。唐朝出了个安禄山，当时的皇帝唐肃宗讨厌此人，因为他造反，动摇了唐朝的统治，所以当时唐朝郡县有安字者几乎统统都被换掉。到了明朝初期，从皇帝、大臣到平民百姓都厌恶元朝的统治，颐忌它卷土重来，所以把人们日常用的“元来”一词改写为“原来”以避恶人讳。

　在英语中，种族歧视语是语言禁忌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现象在美国英语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美国黑人在历史上倍受歧视。他们先是做奴隶，后来解放了，但歧视依然存在，白人奴隶主或在原有的迷信观念的基础上，又增添了一层政治礼教的色彩。一方面，朝廷、礼书对帝王之名、圣人之名、父祖之名作了种种避讳规定；另一方面，在封建礼教影响下的人们，根据自己的封建人生观又对名字的作用加以发挥，结果使得人的名字更具有某种神秘、甚至恐怖的力量。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名字禁忌大致有五种，这就是；国讳、种族主义者曾用恶毒的语言咒骂黑人。随着时代的发展，黑人和其他美国少数民族的地位有所提高。那些过去用来咒骂黑人或其他少数民族的种族歧视语变得敏感起来，有的变为完全的禁忌语，有的变为半禁忌语。比如，nigger，niggra或niggr。uh(黑鬼)是侮辱性色彩强烈的完全禁忌语。Niggra或niggruh是根据美国南方的发音而形成的拼写形式，更具有侮辱性。它的发音使人想起黑奴的悲惨身世。NegIro (黑人)带有轻蔑性。Boy (黑奴)专指黑人男性，带有侮辱性。Negro和boy属于半禁忌语或完全禁忌语。现在人们称黑人为blacks或colored people，在1992年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竞选中，罗斯·佩罗一直保持良好的势头。但他在一次会议的发言中触犯禁忌而犯了最大的错误。7月11日，他在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一次会议上发表演讲时说：“从经济角度而言，今年将是一个漫长而酷热的季节。首先受到损害的是谁?难道是我吗? 不，是你们，是你们这些人。”当时就有人高声抗议，要求佩罗更正。但佩罗没听见，后又重复用you，you people(你们，你们这些人)。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成员赖茜·斯蒂尔斯说，在对非洲裔美国人讲话时很忌讳使用“你们”和“你们这些人”这类词。显然，黑人认为佩罗使用这类词是把他们同整个美国社会分割开来 (路透社达拉斯7月12日电)。美国英语中的种族歧视语不限于美国黑人一个种族，如把美籍意大利人称为dagos，把美籍犹太人称为kikes，把美籍波兰人称Polacks，把美籍华人称为chinks，把美籍日本人称为Japs等(邓炎昌，刘润清，1989)，实际上也是一种禁忌语或半禁忌语，应当引起英语使用者的注意。

　在中国没有种族的问题，但有民族问题。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但汉族的人口最多。历史上一直有“大汉族主义”的问会在语言使用上反映出来。过去有人把回民说成“回子”，这就是一种民族歧讽语，应予回避。有人把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称为“异域”，甚至“外国”，更应该坚决予以禁忌。

　性别歧视，主要是对女性的歧视，是社会普遍存在的不合理现象。它反映到语言上就是歧视语。性别歧视语的范围很广，不能一一涉及。但是某些性别歧视语带有明显的轻蔑或侮辱的色彩，因而可以被视为禁忌语。

　英语中一些动物的名字常常用来指称某些女性，比如，bat (贱妇，丑妇，妓女)、dog(丑妇，贱妇，没有成就的女人，妓女)、chicken(见面熟的年轻女人)、cat(恶妇、包藏祸心的女人，可卑的女人)、COW(子女多的女人，肥胖而不整洁的女人，经常怀孕的女人，妓女)、mutton (放荡的女人，做少妇打扮的老妇人，妓女)等。

　英语中还有一些带有轻蔑色彩，专指中老年妇女的词汇，比如hen(爱管闲事或嘴碎的中年妇女)、trot(老太婆)、marhorse (粗声大气，肥胖固执的女人)、crone (干瘪皱皮的老太婆)、hag(爱做坏事的老丑妇)、beldam(貌丑、凶悍的老太婆)等。

　性别歧视语在汉语中也是普遍存在的，比如，母夜叉、母老虎、母狗、野鸡、野猫、臭娘们儿、臭老婆、小娘们儿、贱人、、丫头、婊子、破鞋等等。

　另外，咒骂和猥亵语是语言禁忌的重要类别。在英语中，这类词多由四个英文字母组成，称为四字母词(4-Ietter words)，如，shit(狗屎，喷粪，胡扯)、hell(混蛋)、damn(该死的)、cunt (呆子，讨厌鬼)、fuck(他妈的)等这类四字母词曾被禁止收入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牛津英语词典)，同时严禁电台或电视台的播音员在播音时使用这类词汇。现在虽然辞书已经开禁，但人们对这类词汇仍然十分敏感，一旦听到它仍会感到十分惊讶，所以绝对不能滥用这些词汇。

　汉语中的咒骂语和猥亵语也是很多的，除非情况特殊，人们题。1949年建国后，党和政府一直执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但大汉族主义的不良思想不能说完全肃清了。因此，民族歧视也绝对忌讳在言谈中使用。比如，中国北方人一些骂人话多和“蛋”有联系。骂不明事理的人为“混蛋”；骂不勤快的人为“懒蛋”；骂愚笨者为“笨癸’；骂那些无事生非，无理取闹者为“捣蛋”或“捣蛋鬼”；骂品行极差的人为“王八蛋”等等。语言禁忌还广泛地存在于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比如人们忌言疾病和死亡；人们忌言大小便等生理功能；人们忌言怀孕、生殖和性行为；人们忌言聋、哑、瞎、瘸等身体残疾；人们忌言他人的隐私或短处，等等。在这一点上，不论是英语还是汉语。甚或别的什么语言，都有这种语言禁忌现象。

　禁忌语具有几个明显的特性：

　首先，禁忌语是一种客观存在，但不管是哪个国家还是哪个社会，完全被禁说的话是不存在的。如果一句话完全、彻底地被禁止了，那句话也就从根本上消失了。因此，语言禁忌是相对的、有条件的、程度不同的、受各种因素制约的。

　其次，禁忌语具有时代性。一个时代的禁忌语到了另一个时代就可能变成一个普遍名词了。英语中woman(妇女)一词在英国历史上的维多利亚时代就是禁忌语，意为情妇或奸妇。后来该词被female(女性)取代。但female仍然带有贬意。据《牛津英语词典》记载，许多作家避而不用该词。到了19世纪，female又被lady(女士)取代。但lady一词用得时间长了也变得粗俗不雅了，最后woman再次被拿出来指称女性(M．R．Schulz，1978)，这中间的变化有多大!还有不少的词。曾有过淫秽的含义，人们避免使用它们，但现在已是非常普通的词了，

　如，orchid(兰花或淡紫色)、dainty(精致的)、pencil(铅笔)、smock(女衬衣)、hymn(赞美诗，圣歌)等。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money(钱)被认为是一不雅之词而受到禁忌。据说．爱尔兰人今天仍忌用该词。据一位朋友说，英国有身份的人在餐馆宴客，付账时忌说去交钱，而委婉幽默地对客人说：“I’m going to do the necessary．”(我去做必须做的事)。

　禁忌语所具有的时代性在汉语中同样存在。在中国的封建社会有国讳、官讳和圣讳等名字禁忌。但一改朝换代，一旦丢官去职。皇帝和达官贵人的名字就失掉了昔日的威严，而变得平平常常。甚至一钱不值了。圣讳维持的时间较长，到了近代，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人们仍然尊崇孔子为一代师表、大教育家，但他的名字也不再那样神秘莫测，普通老百姓都可以指名道姓地谈他的贡献，批评他的局限性了。当初因避圣讳而改“丘”姓为“邱”的人家在五四运动之后才愤愤不平地把“耳朵”去掉，重新姓“丘”了。可见再严厉的禁忌、再长的禁忌也会被时代打破。也不能永世不变。

　只要需要，人们随时准备维护禁忌语的权威和尊严。同样，只要需要，人们随时准备突破禁忌，向其权威挑战，并使用禁忌语。禁忌语的使用与否受制于各种社会条件和心理因素。社会上的人们有性别、年龄、职业、种族、阶级或阶层之分。人们既有相同的价值观和文化传统，又有各自不同的崇尚心理。男性与女性相比，前者比后者使用禁忌语的情况多得多。由于女人所处的社会地位，她们更要求自己以一种比较完美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的面前。一般说来，女人讲话比男人更客气，更礼貌，更标准。所以对那些咒骂、侮辱、淫秽的禁忌语，她们避免使用。有时为了表示强烈的情绪，也只能说些诸如“Oh，fudge!”(哼，胡说!)

　“Heck!”(见鬼)“Golly”(天啊!)之类的委婉话。在这方面，男性却“自由得多”。他们敢于突破禁忌，因为他们想以此显示其勇敢，不受社会习俗的约束，有男子气概。但是他们这种突破禁忌的“自由”或“勇气”也是有限度的。他们至少不能在妇女或儿童面前这样做。出于同样的社会心理，西方社会中的蓝领工人比中产阶级使用禁忌语的情况要多得多。另外，种族差别也是影响人们使用某种禁忌语的因素。上面说过，nigger一词作为美国英语中的种族歧视语，其他种族的人应该忌用，否则，便会引起强烈的种族情绪。但是黑人自己使用该词指称其他黑人却不会引起前面说到的可能的后果。说话的场合对禁忌语的使用有着较强的制约性。在诸如电视、集会、宴请等一些庄重严肃的场合，绝对没有禁忌语的地位。相反，熟人之间，私下里或人少的地方说几句禁忌语可能是很平常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