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第二节 学校群体心理的效能
三、去个性化
（一）什么叫去个性化
群体成员失去个体感，而淹没在群体、群众之中就叫去个性化、无个性化。
比如，在临时性大群体中，球迷们闹事，每个人都很少考虑自己行为的适当性，很少考虑自己应承担的责任；一个老人躺在马路边,如果你一个人单独从他身边路过，你可能会过去看看他是生病了，还是摔倒了，把他扶起，但是，如果你置身于上下班熙熙攘攘的人流之中，你都看到老人躺在路边，可能也不会停下来看看是怎么回事，帮老人一下。“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也是去个性化的例子。可见，去个性化的实质是在群体之中个人责任心、责任感的降低。
关于去个性化的研究，最早可以见到的是法国社会学家黎明于１８９６年著《论群众》一书时提出个人在群众中会失去个体意识。
真正的实验研究始于本世纪５０年代。１９５２年，费斯廷格（L. Festinger）、佩皮通（A. Pepitone）和纽康姆（T. Newcomb）进行了去个性化的实验。他们要求各组男大学生在两种条件下议论自己父母的缺点。一种条件是，被试身戴名签，互称名字，在明亮的教室里进行，这是可辨组；另一种条件下，被试身着长袍，头戴面罩，只露出眼睛和鼻孔，相互都不知姓名，在灯光昏暗的房间里进行，这是去个性组。结果表明，去个性组肆无忌惮地数落、辱骂自己的父母，充分表现对自己父母的厌恶与不满。在各组议论完了之后，以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被试对再次参加议论的喜欢程度，结果，去个性化小组比其它小组对群体成员更加富有吸引力，也就是说，大学生们更喜欢在去个性化的小组里再次议论自己父母的不是。
１９７０年，津巴多（P. Zinbardo）对去个性化做了进一步的实验研究。他将女大学生四人组成一组，告诉她们，为了研究移情作用，要求她们对隔壁房间的两个女生实行电击。与费斯廷格等人的设计类似，一组是去个性化组（穿上特大号白色实验服，戴上头盔，不称姓名），一组是可辨认组（直呼姓名，戴姓名标签）。在实施电击之前，让被试听将被电击的两个女生的谈话录音。其中的一具听起来是举止文雅，心地善良，讨人喜欢的（她说自己的工作是教育智力迟钝的儿童，现时还在支持自己的未婚夫攻读医科学校）；另一个听起来是自我中心、令人讨厌的（她说她特别讨厌犹太学生）。结果，去个性化小组实施电击的时间平均为９００毫秒，可辨认组成员平均使用电击时间是４７０毫秒，前者是后者的二倍。实验进行２０次，当进行到第１０次电击时，两个女生挣脱了绑在手上的皮带，但又都被被试重新绑好，继续完成后１０次电击。在后十次电击中，去个性化组对两人的电击时间都延长了，而可辨认组则区别对待，延长了对讨厌者的电击，却缩短了对善良者的电击。津巴多根据这项研究认为去个性化有两个重要特征，一个是群体成员的匿名性，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匿名者，别人认不出来自己；另一个特征是责任分散，责任分布在群体的每个人身上，由大家承担，个人责任丧失。因此，一向被认为是文质彬彬的女大学生，在去个性化的条件下，也会做出电击自己同学的残忍行为。
（二）关于去个性化的理论及其研究意义
1、有关的理论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在去个性化条件下，个人的自我观察与评价能力降低了，个人对来自社会评价的敏感性和以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印象的关心程度都降低了，因而自我控制能力就降低了，一个个都变得不知羞耻，也不知害怕了，一些不道德、粗暴无礼的行为也就被做出来了。
罗杰斯（C. Rogers，１９８１）等人认为去个性化与个人注意力的转移有关。处在群体中的个人会把注意力从自己的行为转移到群体的行为上去。每个人看到的都是大家的共同行为，大家都没有停下来帮助躺在路边的老人，大家都在施行电击，因而降低了个人对惩罚的恐惧感，人人都变得“胆大妄为”了。
2、去个性化研究的意义
去个性化的研究为解释暴力行为和反社会行为找到一条途径。去个性化是一切不道德行为、暴力行为、反社会行为发生的条件之一。
例如，研究表明，大城市偷盗、抢劫等各种反社会行为增加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城市人口密集、流动性大，人们彼此直接接触较少，因此同乡村人相比，城市人匿名性更大，去个性化程度更高，因而犯罪率也更高。津巴多把一辆汽车置于纽约市区街道旁，用望远镜在远处观察，结果发现，在２６小时内，汽车上的冷却器、收音机、雨刷、汽油桶等所有容易拆卸的都被偷走了。而且都是穿着整洁的白人干的。而在小村镇放两样一辆汽车长达九天，除去有一天下雨，一位过路人把开着的引擎盖子盖好之外，无人碰它。
因此，要使人们的行为更加符合社会行为规范，使人们循规蹈矩遵纪守法，一个可行的办法是尽可能减少去个性化的程度，使责任分工明确，处在他人的监督之下，使每个人都难以逃避自己的责任。比如，各行各业的人们有一些职业服装，军人要穿军装，警察要穿警服，学生要穿校服，戴校徽，这相当于给每个人贴了个标签。一名警察穿上警服走在街上，面对歹徒行凶，就很难袖手旁观；大学生带上校徽，在很多情况下，对自己的行为和责任就有了更多的约束。如果不安排值日生，教室里就没有人擦黑板，如果不仅安排了值日生，而且把值日生的名字每天写在黑板上，情况就会完全不同。试想，如果每个党员都能戴上一块“党徽”，其先锋模范作用会得到更好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