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个性与创造力

论个性与创造力

【作者】：俞国良

【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04:83-89

长期以来，国内外心理学家一直关注着个人特征（个性或称人格，Personality）对个体创造活动的影响，并藉此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理论和见解（D.W.Mackinnon,1968;J.P. Guilford, 1970; U. FunRe & J.Kra"nss 1987; J.Carroll & N.Howieson,1993; R.S. Albert,1994;et al）。但是，如果我们认为个体的创造力仅仅受个人特定条件的制约，且在此基点上来构建创造力和独特性的观念，那么，无形中便在创造者和非创造者之间人为地构筑了一条鸿沟。

众所周知，创造力（Creativity）就是产生新思想、发现和创造新事物的能力，即创造行为成就的能力。卡尔文·泰勒（C. W. Taylor,1964）认为，创造力实际上存在于所有年龄、所有文化背景中，以及在各种程度上所有为人类工作和努力的领域中。换言之，泰勒认为人人具有创造力。在这个观念中，“创造性个性的特征是什么”这个问题，由什么样的个人特征有助于实现幻想（Phantasy）内在机制的积极效果，以及什么样的特征导致消极效果所代替。而问题在于，幻想过程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其中个性因素首当其冲。对此，每个人在实际生活中都可能有所体验（R.Ochse,1990）；另一方面，许多研究者在他们的研究中虽然坚持不同的方法和理论，但他们的实验结果却不同程度地说明了这一点。

（一）

一个世纪以来，一些学者曾提出各种企图，其中之一是希望将天才和创造能力建立在各种心理失调的基础上。这个观点遭到了许多批评。批评者尤为主张，在大多数情况下，天才者在完成了杰出成果很久以后，才表现出他们的心理失调，从而有力地排除了这种假说，即心理性疾病是他们创造成绩的主要原因。但是，一些研究报告提示了另一个事实，某些有助于创造力的个人特征，对许多普通人来说，似乎可能过于奢侈和浪费（A.Strzalecki,1969; et al）。这说明，一般人均以既定的生活目标在人生轨道上运行，其中许多有助于创造的个人特征，或被社会拒绝，或被群体排斥，于是就只剩下了被社会接纳的那部分个人特征，而这恰恰不能很好地使创造能力得到发挥。因此，尽管从理论上可以说，创造力人皆具有，而现实生活中未必如此！换言之，创造力有一般和卓越之分。如果个体具备有助于创造的个人特征，并且这些特征与创造动机、创造能力交互作用，参与创造中认知、情感和行为活动的整合过程，那么这个个体就会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卓越创造力（R.Richards,1993）。这样，在创造过程中，不同个体幻想内在机制的效果，就以创造性个性特征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创造成果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

我们应该承认，创造性个性特征有各种表现形式，并或多或少与其他心理过程发生联系。例如，伊赛克（H.J.Eysenck,1986）就试图把创造力、精神病理特征和异常认知风格（deviant conceptual style）三者结合起来进行讨论。实际上，创造力的表现形式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前苏联心理学家雅科列夫（Ye.T.Yakovlve,1972）认为，创造性个性常有“动作和行为的情绪表现特征，以及由极端情绪刺激所导致的行为特征”，对此，只要回顾一下中外伟人（如爱迪生、巴甫洛夫、施特劳斯、爱因斯坦、郭沫若等）的创造过程和创造业绩就足以证明：创造性个性特征与认知、情绪、态度和行为密切相关。而在这些与个性发生千丝万缕联系的其他心理特征中，我们可以从众所周知的事实和现象中发现显然使人惊诧的特征，如他们对似乎毫无意义的客体表现出高度专注的持久兴趣；他们在许多方面极端近似于孩子般的天真幼稚，难以驾驭的倔强脾气，对简单事实的固执己见和顽固误解，以及由“俏皮语言”和自我克制所带来的喜悦。诚如威廉·奥斯特瓦尔德（W.　Ostwald,1980）所指出的，创造者的成功取决于他“对已踏出的小径完全缺乏注意”。而一位契可夫（A.P.Chkhov）的挚友这样评述契可夫的个性：“他看来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尤如‘在他的情绪中有着智慧在运行’般的一样，不断地发明和提出杰出的谬论或杰出的玩笑。”心理学家对天才的追踪研究表明，天才与一般人相比，其在智力、创造力、社会能力、艺术能力和心理动力诸方面的认知、动机和社会潜力的运转方面都更胜一筹，更具特色（K.A.Heller,C.Perleth,& W.Sierwald,1991）。

同时，我们也不可否认，大凡创造者都具有独特的个性特征，即创造性个性特征。马林诺夫斯基（A.A.Malinovsky,1969 ）提出仁慈的个性特征有助于创造业绩的观点。他认为个体的仁慈特性与接受其他人意见的能力紧密联系在一起，换言之，对于一个固守个人观点进而阻碍客观科学目标实现的一种极端自我评价来说，仁慈可认为是一剂良药，它促使个体对自己的观点进行反思，并乐于接受他人的正确意见。此外，如果人们对每件事结果的评价来自于对其价值的判断，那么，我们可以指出个人心理感受对于创造力的重大意义，如勇气、定势、冒险等，而这恰恰是创造者必备的个性品质之一。阿卡德米恰·克德罗夫（B. M.Kedrov,1966）指出，一个科学家最重要的是具有下列个性特征：坚决果断地不停止前进的步伐；勇敢自信地构思新的思想；坚韧不拔地反潮流；向多数人已经偶像化了的东西提出挑战。这与实际创造活动是相吻合的。例如，一个具有创造性智力的个体与一个具有一般技能（conventionalskills）的个体，两者的情感表现方式和传递方式就有所区别（J. P.Dixom,M.Hickey;J.K.Dixon,1992）。一般地说，富有创造性特征的个体通常能正确地意识到他们可能遇到的困难，并渴望向所面临的困难挑战。著名画家梵高（Van.V.Gogh,1963）在总结自己的绘画经验时曾写道：“在艺术方面，诚实是最好的方针——宁可在严峻的研究中自寻烦恼，也决不以一种潇洒风流的态度取悦于观众；有时在充满烦恼的一段时间中，我渴望一种潇洒风流，但认为它超越了我所说的——别让我自己总感到正确；我并不追逐业余作家和商人，并期待那些人悉知我。”在这段自白里，充分体现了一个创造者的诚实、勇气和挑战精神，它既是一种个性特征，同时又涵括了其他心理现象和心理过程的特点。

对创造力的研究，近20年来集中在概括和总结创造者的诸多个性品质方面。埃里奇·弗罗姆（E.Fromm,1969）对创造者的能力进行了如此阐释：“能力使人迷惑难解，能力是集中精力，能力承认冲突和紧张，意欲（Willingness）每时每刻都在诞生。 ”其他创造学研究者通过实验罗列了创造者的诸多个性品质：理智的好奇和理智的诚实，承认过程和结果的关联，客观性、批判性和开放倾向，确信事物间不寻常的因果关系，安排的有序性、适应性和灵活性，坚持和决断能力等（W.H.Burton,R.B.Kimball,R.L.　Wing,1960）。杰罗姆·布鲁纳则讨论了创造个性的准备状态，他特别强调与获得结论的能力相匹配的热情。理查德·克拉奇菲尔德（R.S.Crutch－　field,1963）认为，创造态度常常需要个体以知觉和能力的新颖、自然、“天真”方式，以及超越现实的陈规戒律来进行思考和活动。吉尔福特（J.P.Guilford,1970）则全面地提供了一张引人注目的创造者特征表：1.对问题的敏感性；2.流畅性。其中包括形象流畅性，语词流畅性，思维流畅性，联想流畅性，表达流畅性；3.灵活性。自发灵活性，顺序灵活性；4.独创性；5.分析能力；6.综合能力；7.发现或改组新定义的能力；8.思维强度（penetration）。洞察力，穿透能力。他认为以上个性特征均可通过实验来加以确定和证实。循着这个思路，缪赛尔运用多项人格测验和智力测验、成就测验，对40名天才和107名普通人进行了追踪研究，结果表明，具有科学创造力的人格特征可以进行归类和预测（M.Musil,1989）。显然，这个研究部分地支持了吉尔福特的理论模型。

然而，我们认为，除了罗列创造者的个性特征、个性品质外，弄清楚各特征、品质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是非常必要的。譬如，探究坚持力和决断力是否阻碍了自我批评能力和知觉力的发展。等等。在这方面，吉尔福特所做的工作值得称道。他曾试图揭示创造个性中内在特质的和谐性和相互依存性的规律，从而提出了智力的三维结构模型（SI模型），即人的智力由本质上独立的三方面成份所组成：内容（contents）、操作（operations）和产物（products）。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发散性思维是创造力的核心，通过对智商和创造力测验分数的相关分析，认为创造力和智力有正相关趋势，智力和创造力是两种不同的能力，属两个不同层次的结构，一定水平的智力是创造力发展的必要条件。显然，吉尔福特追随C·斯皮尔曼、R·B·卡特尔和H·艾森克等人，提出了对智力的新见解，这使他揭示了智力和创造力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是，吉尔福特的实验并不能揭示创造能力，也不能作为对创造者进行鉴定的可靠方法。尤其是当一个人面临真正的生活难题时，无法对此提出新颖和合适的解决方法。因此，对智力和创造力之间关系的研究尚需进一步深入研究。其中以斯坦佰格（Sternberg ）为首的几位美国心理学家提出的智力内隐理论（implicity theory），可为人们理解上述关系提供一个新思路。

（二）

许多心理学家致力于把他们的研究深入到创造力的内在机制中去，试图揭示与巨大创造成就相关的特征和个性。例如，神伍克及其同事认为，科学成就与个人特征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运用继后分析法（method of metuanalysis）和创造力、智力、人格等测验，结果表明，科学创造成就与个体变量密切相关（U.Funke,etal,1987），但综观他们的实验，本质上依赖于将所有被试划分为两个群体：一是个体在显示创造能力的实验中具有高水准结果的特征；一是个体在上述实验中为低水准结果的特征。研究表明，在许多问题情境中，“高水准创造主体”不同于“低水准创造主体”。前者在解决问题时易于敏锐地探究大量的问题并构建许多既紧密又疏松的联想，他们并不满足于以前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提出尽可能多的解决问题的新方法，并指望一个更完美的解决办法；而后者得到一种解决问题的想法，便将它看作是唯一解决问题的办法，并加以澄清，以使它不再进一步纷乱（S.J.　Parnes,1964）。显然，这是两类截然不同的创造态度和创造活动。总之，许多人格特征与创造成果有一定联系。诸如，人格特征中模棱两可的忍受力、冒险行为、自觉的坚持力以及高度的自我评价（B.A.Hennessey;T.M.　Amabile,1993）。为了探索创造力的内在机制，不少研究者为之呕心沥血，其间各种观点纷呈，人人各执一词，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一是认为自然地耍弄观念、色彩、形式、关系的能力是创造力中最为重要的东西；二是认为对“游戏活动”似有极大兴趣的孩子们表现了极大的适应性和独创性，并比缺乏此爱好的孩子表现了更多的新思想，因而具有更高的创造力；三是认为那些特殊的“非专业”爱好者具有巨大的创造成绩，说明了兴趣爱好在创造活动中的重要性；四是认为许多具有文学天赋的青少年，在他们的儿童期就喜欢设想他们想象中的朋友和生活伴侣，他们的创造力在早期就表现出来了。对此，弗尔迪海森和斯托维把智力和高创造者概念结合起来加以考察，认为他们的同一性特征和行为目标是有区别的，因而更倾向于把动机、自我概念和独创性作为高创造者的必备素质，而不是把这些作为同一性特征的注释（J. F. Feldhusen, S.M.Steven,1986）。

我们认为，在创造个性中，大多数特征均可由其对复杂事物的“处理”中表现出来，即创造者倾向于偏爱错综复杂和不对称意象，他们的解释并不遵从单一和日常的惯例。弗兰克·巴伦（F.Barron,1968）首先在艺术家和“普通人”兴趣和爱好中进行了多方面的比较研究，实验结果表明，后者喜欢相对单一，双边对称和正规化，即可预言形体；艺术家们则以“静态的”、“单调枯燥的”、“无兴趣的”来描述这些形体。另据自我评估资料，“普通的”被试者总是自我满足、友善和缓、稳重朴实、容忍耐心、安静温和、严肃庄重、坚固稳定、胆小羞怯、稳健适度、谦逊谨慎和负责可靠的；至于“艺术家们”，他们则是阴沉忧郁、悲观失望，对现实玩世不恭、情感脆弱和反复无常、易变不稳的。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倘若在个人特征和创造技艺之间寻找单一和直接的从属关系，目前还缺乏可靠的根据。另一方面，我们也承认，对于偏爱非完全演绎和爱好猜疑嘲弄的人，比起寻求平静安宁和害怕失去规范准则等自傲自满的个体来，前者更具有创造力。这并不暗示后者无法显示其创造力，相反，“喜嘲弄取笑”者很可能怀疑“良好平衡者”的这种创造途径，而抛弃解决问题的规范化方式，从而可能导致他们创造活动的失败。

由此，我们已经开始注意到个性的独立品质——自信心的重要性。自信心作为自我意识的一部分，不但是个性的重要组成成分，而且也是创造力中不可或缺的个性心理特征之一，它在具体的创造活动中表现出来。教育心理学家肯尼思·哈伍德曾比较了以“高”和“低”创造成果表现特征的两组年青科学家，发现前一组表现了相当的自信和对抗于“社会压力”的能力，而发现后者经常有在周围人们中建立良好印象的欲望，并企图加强他的支配力和控制力（K.Harnder,1970）。埃利思·托兰斯和迪安·多夫在调查高中学生中获得了类似的结果（A.Telarce &D.Daef,1972）。印度心理学家R.D.巴特纳格尔发现，普通的青年人倾向于显示遵从性，而出类拔萃的青年人则以独立性来显示自己，并喜好“自主性”（R.D.Bardneker,1970）。G.S.韦尔在以“高”和“低”创造才能对高中学生进行比较时，已经注意到前者具有很高程度的“非遵从主义”特征，而后者则追求外表上赞同和成功（G.S.　Well,1981）。同样，这些个性特征还表现在对职业和任务的选择上，例如，托兰斯和多夫强调，具有高创造成果的学生对不寻常的和以独创性为前提的教师和教育方法深感兴趣。这些研究为进一步揭示创造力的内在机制奠定了基础。

创造能动性中的自主具有它的对应体——从众（conformity）。西方心理学家将“conformity”和“conformism”两个术语都用作“从众”（或从众性）。我们认为，这两个术语是有差异的。具体地说，前者适合于表示个人的行为特性，而后者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或倾向性。所罗门·阿希是第一个对此问题进行研究的西方学者，他的研究证实了某些人可能由于多数人的强制而同意与他们自己意见相悖的观点；当然，也有在群体“压力”下绝不相让，并保持判断力自主性的人，这一行为特征的差别，便可以将所有的人划分为从众者和非从众者。同时在个人和群体两个维度上区分了“conformity”和“conformism”。当然，阿希的理论只有一部分已被证实。譬如，行为遵从的许多现象是确实无疑的，不同个性特征的人遵从程度和受群体影响的程度有所不同等（俞国良，1989）。现在，心理学家正在对从众的各个方面进行广泛的研究。例如，理查德·克拉奇菲尔德（R.S.Crutc－　hfield,1963）就对阿希的从众理论提出了反驳，认为真正的从众者产生于不断强化被试者（主体）的有关见识，并且，被试者（主体）在审慎选择与群体外表一致的表现时，希望假定群体是对的，而自己是错的，于是“适当”地从众，他的内在见识仍然不为所动，而研究者错误地理解了这种信息，因而象阿希那样判断是不恰当的。我们认为在从众现象中，个人的内在特征极大地妨碍了正确的理解力和对事物真实性的判断力，并且这在创造性思维上具有“致命”的影响。一个表现为从众特征的人，就有可能对自己的“可胜任性”缺乏信心，他害怕不稳定性，于是毫无批判地接受群体的见解，并在踏实地贯彻群体的意图时仍希图寻求支持，这时他的自信心已丧失殆尽。相反，他则会体验到一种惊恐的感觉，于是被迫显出一种创造的态度，似乎预示他的与众不同和独创性。但这种创造性是暂时的、不稳定的。诚如有关研究所指出，创造力和认知、动机、人格特征密切相关（C.Bagley,G.　Verma,1986）。当然，有时我们确实可能会偶然发现另一种极端情况：假定一个人不受群体压力的影响，也不是由于受到真正的思维自主性的驱使，这种创造活动可视为一种对群体的反应形式。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对于群体压力也是极为敏感的，但“以一种相反的方向”表现出来。这些无法归因以及违背逻辑和某些基本规律的创造现象，如同其他“生活上放荡不羁”的方式一样，属于一种特例。为此，波兰心理学家雅罗斯拉夫·鲁德尼安斯基（J.Rudnianski,1963）对行为从众和创造性活动提供了下列三个基本因子：对安静和安全的渴望，忠实于群体的欲念，以及由于对自己思维的不信任而对群体影响极为敏感。从众的个体只有满足上述三个条件，才能称得上一种真正的创造活动，这个看法是极有见地的。

然而，在行为从众性和创造能动性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关系？我们认为，那些专注于创造性活动的科学工作者与“普通人”相比，创造者在反对接受武断的意见，在与其他人冲突时较少依从，以及在冒险方面，和“普通人”的差别是显著的。创造者表现为冒险群体的压力对他们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因而在行为表现上并不是从众，而是表现为自主性和独立性。这也说明创造者比起谨慎小心和慎重周到的普通人，显示了对于新思想更为适应和对于不同意见的豁达大度。一言以蔽之，行为从众性和创造能力性之间没有一种必然的联系。

从目前的研究趋势看，对创造力内在机制的讨论已经开始逐步从创造者本身扩展到创造与周围生活环境的关系，尤其强调从系统观点出发，认为创造力的影响因素是由个体等因子组成的一个综合系统，并试图用现代统计方法来揭示这种关系。例如，奥恰斯就认为创造力水平取决于社会环境、人格和个人生活经验等因素（R.Ochse,1990）。此外，还有其他的研究揭示了创造力和家庭因素、期望水平的关系（R. S.Albert,1994）。无疑，这里反映了一种为真正揭示创造力的内在机制，而发展起来的更为广阔的新视野。

（三）

上面，我们较为详尽地讨论了个性特征和成功创造力之间相互关系的有关研究，并初步探讨了创造力的内部机制。为了更好地揭示创造活动的基本规律，明确创造力的个体差异以及创造个体的思维特征，在此我们需要进一步阐述。

在这方面，一项较有说服力的研究是有关创造力和智能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虽然两者直接的从属关系从表面上看是比较清楚，但某些疑惑早在30年代就已存在了。例如，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这样一个事实上，即在IQ（智力）测试中成绩较高，被认为可健康发展的儿童，但他们并不意味着富有创造才能。L.格森伯格（L.Kesonberg,1983）在他的工作中也注意到，IQ测试提供了一个非常有限的天赋才能的指标。G.S.爱迪浩克利及其同事通过IQ测验，把150名学生分为三个小组（IQ＝113～120,90～110,80～89）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智商最高组在人格整合、情绪平衡和创造水平方面略高于其他两组，但并无显著差异（G.S.Adhikari,etal,1986）。因此，凭藉IQ并不能很好地鉴别“真正的创造人才”。M.沃勒克和N.科根在他们的专论《年幼儿童的思维方式》中最为明确地陈述了创造力和智能之间的原则区别。这一观点得到大量实验研究的支持（W.E.Henry,1956 et al）。例如，罗蒙等对337 名12～14岁（7～8年级）的西班牙少年实施了智力测验、创造力测验、学业成就测验和人格测验，并把学业成就测验的结果与智力、创造力测验进行比较，以揭示智力、创造力、人格和学业成就之间的关系（M.Romo,C.　Contreras,1989）。这些实验结果表明，相关智能特征和创造才能特征之间显示了一种低水平的相关或者完全不存在相关。从概括这些人的实验资料时可以看到，那种认为越聪明的人越有创造能力的观点是错误的。我们认为对智能和创造力之间的关系问题要辩证地看，一方面，不能以为智能的数量和质量与创造成绩毫不相干，显而易见，它们是最重要的；另一方面，智能若离开了其他品质和性情，它们并不独立地有助于创造力，纯粹的智能也不能用来鉴定创造潜力或预言创造成绩。阿尔弗雷德·比纳（A.Binet,1992）认为，智能作为个人的才能，可理解他自己思想的方向，维持智慧定势，纠正他自己的逻辑错误。但由于IQ测验通常是在智能的一种被限制基础上完成的，自然，它们充其量不过仅仅揭示了智力活动按测验规定的一些方面，即外显智力。此中，创造能动性最为无法得以明确表达。因为“IQ测验”培养了从才智到标准技巧的适应，其被试者不得不服从于它。换言之，“它们培养了遵从性、非独创性和忠实于一种强制模式的欲念”。对此，前苏联心理学家（A.B·彼得罗夫斯基等，1983）和我国心理学家（陈立等，1985）曾提出了诸多评论和批评意见。我们认为，最为重要的是，在IQ测验中，作为正确的和认可的答案，不得不依附于较早建立的标准，而真正的创造力所暗示的才能，不仅是这样通常的答案，而且是新的标准，这一因素在IQ测验程序中无法显示出来。因此，我们可以说创造活动需要一定的智能作为基础，但智能高低并不能决定个体的创造力水平。

然而，高创造成绩者究竟将表现什么品质和特点？根据研究者所提供的资料，创造者们倾向于尽力表现自己的能力，这种才能甚至在儿童时期已经是引人注目的了。根据F.巴伦之见，“独创型”青少年往往表现出一种对于错综复杂的、新颖的、独立自主和自作主张的冲动特征。而Ye.Z.米斯卡娅强调，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感觉自己像一个科学家那样，并具有科学家的自我意识”（Ye.Z.Mirskaya,1971）。对此，卡罗尔和霍海森（J.Carroll & N.Howieson,1992 ）进行了进一步实验研究，他们根据IQ和创造力的高低（创造力用量表测定）把48个9 年级的澳大利亚学生分成四组，然后分别进行问题解决、想象力、人格特征、学业成绩的评估和测定，结果表明，高创造力的被试比低创造力的被试具有较高的自信心、冒险性、自我胜任感和随机应变能力，但在兴奋性方面较弱。这个研究表明，儿童中存在着二种智能，高智商和高创造力在解决问题和想象情境方面往往交织在一起发挥作用。在概括广泛的和完全不同的实验材料时，我们认为科学家的自信心对于创造力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幻想的本质活动之一是突出自我和对自我实现的一种驱力。人们可以相信，对事物、事件和自我的超价值评价机制，产生了上述所提及的创造个性特征，创造机会和创造思想观念的高水平，以及夸张了的自我评价，从而保证了产生智力能动性的稳定方向，这在为突出自我的奋斗中是极为重要的。这种与过高评价人、事、物相关的幻想，就属于积极幻想，它是创造力的温床。

至于创造学者们常常提及的两个术语——创造和非创造个体，我们并不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严格的界线，并武断地将所有的人，依照他们的创造能力划分为两个群体。实际上，天才和庸才并没有严格的界线。研究表明，有些英才、天才学生就存在着诵读困难、阅读无能（reading disabilities）或其他障碍（P.L.Vail,1990）。确实，一个在技术领域的某一方面表现为“平庸者”，但可能在某些其他领域，比如在文学领域中，会实现极其重大的创造成果，鲁迅和郭沫若学医时成绩平平，但当他们转到文学创造领域，却表现出不可遏制的创造力，从而成为一代文学巨匠。因此，我们认为，一般地讨论创造个性是无意义的。总之，我们已经证明了个体反对教条演绎法，排斥解决问题的常规方式等高创造行为与个体的特性和才能相关联，而有关个性特征有助于创造能动性的证据支持了我们的结论，即创造个性有助于实现幻想内在机制的积极效果。我们将幻想赋予如此重大的意义，即归因于创造个性的性质，虽然并不能合理地与其他创造性智力活动概念相结合，然而在考察影响幻想过程的结果的诸多因素中，我们可以看到，专注于幻想的人，从束缚他的知觉领域中解脱出来，并且这种幻想相对地保护了真实的独立态度、独立人格，而忽略了所面临的各种真实情境。因此，由于预先具备了创造性个性，个体对于幻想情境的冲动，就可以产生创造效果，这便是一种积极幻想，是一种提高创造力水平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