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19世纪以后西方汉学家对儒家思想的研究

     19世纪后，西方世界也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汉学家，他们有的仍旧是传教士，但有的却是大学教授甚至普通学者，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翻译，注释和传播为其本民族的人们了解中国增添了有力的砝码，同时也为他们本民族的思想提供了新的参考点。这其中，又有很多汉学家倾心于儒家思想，他们的研究精彩纷呈地给世界的儒学增添了活力。如德国的卫礼贤不仅翻译并出版了并出版了《论语》、《大学》、《孟子》、《易经》、《礼记》等，还写有许多论著来表明他对儒学的理解，他自命为儒家弟子，著有《孔子的意义》、《中国的儒教》、《孔子与儒教》等文，这些书籍和文章的出版大大地在西方世界传播了儒家学说。英国大科学家的李约瑟对中国甚为着迷，其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至今仍是不可多得的研究中国的“百科全书”。而李约瑟对儒家思想也有深入的研究，他对孔子提出并为后世中国所实践的"学而优则仕"原则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士阶层是中国两千年来掌握文学和行政的优秀知识分子，其次，李约瑟剖析了儒家思想学说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他认为儒家与道家学说共同构成了中国人思想深处“极其重要的历史背景”。总体上讲，他意识到儒家与道家的不同，儒家的“道”主要是指人世社会里道德的理想境界，宇宙亦以道德为经纬。他对儒家的道德观、价值观极为尊崇，他曾说：“儒家的学说是最富于社会意识和人道主义精神的；这是世界上任何地域的哲学思想所不能比拟的。”
     在研究中国的汉学家中，美国学者的努力在当今世界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其中当代大汉学家费正清以及由他创办的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对当今世界汉学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被美国学术界称为“美国中国学奠基人”的费正清，试图从社会政治角度研究作为传统意识形态的儒学，为认识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变革提供历史依据，这是费正清儒学研究的显著特征。正是基于此，它简单的讨论了儒学的基本原则、对政治的影响、儒学的变革以及许多西方中国学家所津津乐道的个人主义和人文主义等方面，并为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描绘中国提供了一个大致的轮廓。二十世纪初，美国开始设立各种基金会来资助对中国的研究。一大批汉学家逐渐活跃于世界汉学研究的舞台，仅二十世纪上半叶就有拉铁摩尔、恒慕义、赖德烈、韦慕庭、顾兰雅、卜德、戴德华、林德贝克、杜勒斯等著名汉学家。由于因各种研究取向（如历史学的，社会学的，或者哲学的）的不同，儒学研究的内部分歧使得研究不断深入，儒学研究开始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更深层次的东西，对不同于西方文化的儒家哲学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初步探讨，形成了儒学研究对美国文化和社会的第一波冲击。而二十世纪下半叶，随着一些华人力量的加入，美国的汉学家们对儒学研究的思维层次更加深刻，其研究方向也愈加多元了。一批对中国儒家哲学思想体系颇有研究的专家学者活跃在舞台上。比较著名的有狄百瑞、墨子刻、郝大维、安乐哲、施华慈、蒙罗、柯雄文、艾尔曼、张灏、秦家懿等人。他们已不再局限于对儒学进行一般性的了解和介绍，或对儒学与基督教进行比较研究，而是力图通过对儒家文化千年发展史的分析研究，探讨儒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思想。而且，其眼光也不再局限于对儒学的现代性阐述问题上，而是要对传统儒学进行超越性研究以探求儒学的未来发展之路，对儒学的宗教性进行研究和阐发的取向也越来越明显，认为“儒学在东亚更新的历史，将为21世纪提供多项学术研究的课题。”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美国学者更加注重对儒学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和启发问题的研究。而且研究的重点侧重于对儒学的宗教性阐释和对美国社会的影响问题上。如今，美国对儒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集中就典型的英语文献而言，多数当代儒学研究的著作可以大致分成三类：制度性研究、生活-时代性的研究以及伦理-宗教性研究。”这三方面的研究均出现了大量成果，代表着当今世界儒学研究的最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