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第西方人眼中的儒家思想

     在传教士阶段，由于传播儒家思想的真正目的是为了为其传播基督教思想打开方便之门，因此，彼时的传教士的儒学观作为一种来自异域文化的审视更加注重比较和吸收。西方传教士认识到要成功地推进基督教的传播，必须理解、尊重与适应中国文化，对基督教作出适应儒学、适应中国文化的必要的变通与调适，故提出了“孔子加耶稣”的传教策略，并从调和、会通基儒关系的角度对儒学进行诠释。传教士是从宣教的角度认识与研究儒学的，故其儒学观是从基儒比较、从基督教神学背景人手的。他们把二者加以比较，指出其相通相似点，找到儒学中可加以比附的部分，利用它为基督教的利益服务；又指出两教相异相抵触之处，论证基督教高明于儒学，认为基督教可补儒学之不足，让人们接受基督教义。来自传教士的最主要批评是儒学只重人伦而忽视了天伦，忽视了对超越层面的关注、对人的终极关怀，尤其是缺乏对独一真神的纯洁而坚执的信仰，导致了民间层面的多神教、泛神教信仰与文人层面的无神论。在信仰问题上，儒家文化与基督教的执着与排他相比，显示了宽容性，但同时也是不坚定性，孔子本人对鬼神就是既不信其有也不信其无，“敬鬼神而远之”，其流风所及是塑造了鲁迅所说的“无特操”的国民性。因此，最终，传教士们在认真研究了儒家思想后，并未真的能够找到攻破它的办法。
     不过，置于中西文化、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比较的背景之下，对儒家文化进行审视，思路与视野会显得开阔得多。传教士的儒学观在这个方面对后世西方的儒学研究的意义却是积极和持续的。当今西方的儒学研究依旧不自觉不自觉的使得这些西方学者把儒家思想与西方思想比较来需求发现。这其中又无可避免地令他们忘不了保持某种意义上的西方中心主义，而这正是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所竭力批判的。例如，西方人的宗教情结会使得他们不自觉地试图将儒家思想看做一种宗教来研究，自利玛窦来华，儒教是否为宗教就在西方人中引起持续的争论。而在现当代，这其中仍不乏许多以“儒教”为研究对象的名著，如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
     在西方人眼中，儒家思想的确给人以一种彬彬有礼的感觉，但对普通的西方人来讲，儒家思想仍旧是神秘的。他们对于中国以及中国精神的了解仍然很肤浅，以至于至今的西方民众还以为儒家即时专制的代名词。不过，随着全球化发展，儒家思想在西方世界的传播会愈加广泛和深入，因此，西方人也将逐渐全面地认识到中国思想（儒家思想）的内容，并理解其合理性。这种趋势是不可阻挡的，也是中外学者共同努力的目标。但总体上讲，西方世界开始逐渐真正重视儒家文化的中国和儒家思想的中国人。
     美国芝加哥大学神学教授德怀特•霍普金斯说：“作为一个西方人，一个美国人，对儒学我有几个比较深的印象，但第一条应该是儒学中的和谐思想。我们西方人对待这一点非常认真，认为这是不可多得的一课。” 德怀特•霍普金斯同时表示，中国可以将儒学作为西方国家接受中国的一个符号。“新中国在成立后曾对外封闭过一段时间，一些卷入冷战的人将中国在西方人心目中定型，刻画它是神秘和具有威胁的。要想改变西方人心中的固有中国形象，就需要一个很强的文化展示，而这种文化展示应该与中国日益强大的经济实力相结合”，他说。
     因此，至少，儒家思想的积极影响开始赋给全球以新的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