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16世纪到20世纪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

一、17-18世纪西方传教士对儒家思想的传播

     从16世纪末期利玛窦(1552—1610)来华开始，一场轰轰烈烈的中西文化交流过程开始了，这是一次科学技术与文化的双向交流。最早将儒学传人西方的传教士们一踏上中国的土地，便开始思考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沟通与调适。明神宗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传教士在罗马出版了《中华大帝国史》。此后，儒家经典不断传人西方。他们一方面利用当时西方较为先进的科学技术向中国人宣传以博得中国人的好感，另一方面研究中国儒家经典和传统文化来了解和适应中国。如利玛窦等耶稣传教士来中国后，学习了大量的中华传统文化，并由利玛窦于1594年完成了对朱熹注的《四书》的拉丁文翻译工作，一般认为，他的《四书》拉丁文译本是儒家经典最早的西文译本，是用来帮助当时在中国传教的耶稣传教士们能够尽早了解中国的思想，更好更快地学习中国的文化。到l7世纪末，在欧洲已经出现了十多本中国经典著作的译作。
     自利玛窦以后欧洲学者开始注意中国，孔子也被尊为道德与哲学上的最博大的学者。卫方济(1651—1729)译《中华帝国经典》，其中包括四书、五经，可算当时最完备的译本，莱布尼茨等人关于中国的知识均受此书影响。白晋(1656—l730)、雷孝思(1666—1735)、刘应(1656—1727)、马若瑟(1656—1727)等人对《易经》《诗经》《书经》和《礼记》等都有研究。白晋、马若瑟和傅圣泽共同研究中国经籍，从中发掘与基督宗教义相合之处并写成《中国古书中基督教教义之遗迹》一书。而使欧洲人较深切地了解中国历史者，主要是耶稣会士的著作，到17世纪末叶已有数十种中国儒家经典译本在欧洲流行。欧洲学者研究中国文化和哲学的著作也不断涌现，影响逐渐超过中国经典本身。这部分作品因“礼仪之争”而产生，但它们对欧洲的影响大大超出“礼仪之争”的范围，成为欧洲人接触并了解中国宗教、思想和历史的主要依凭。
     此外，除了礼仪之争问题导致儒家经籍被广泛而深入研究并流向西方以外，年代学的研究也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被西方人广泛研究的契机。1658年，传教士卫匡国(1614—1661)神父发表了一部中华年代学著作《中国上古史》，其中讲了基督诞生以前的中国历史，有力地证明了在基督教以外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说明了基督教史学观的错误，在思想上对基督教的历史观是一个极大的冲击，因而在西方产生很大影响。西方对中国古老历史的发现经历了由启蒙到缓慢核实与考证，最后引起强烈的反响的漫长过程，这种发现促进了西方哲学的发展，同时也引起了人们对《圣经》有关世界起源的历史文献价值信仰的削弱。因此，儒家西传在当时和在任何时候都是哲学启蒙运动的起源和后果之一。
      儒家思想在启蒙运动的一些思想家中就占据了重要位置。经济学中的重农学派的创始人魁奈尤其赞赏孔子的学说，曾写《孔子的简史》，认为所有学者中他是最伟大的人物，具有崇高的声望，立法明智，要求在人民中树立公正、坦诚和一切文明风尚的“贤明大师”等等。魁奈的门徒和学界名流把魁奈称为“欧洲的孔子”。魁奈在其专著《中国的专制制度》中，认为中国是一个建立在自然秩序基础上的国家。而由他建立的经济学说则直接受益于孔子的思想，以至于他竟说服了当时的法国国王以隆重的仪式按照中国的礼仪举行过全国性质祭孔仪式。伏尔泰等人则高举孔子人道思想的大旗，反对宗教神权、反对封建王权。在这一时期，中国古代的道德理性甚至由此成为法国启蒙思想的一个重要理论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