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现代大众文化传播的无孔不入，也是私人话语与公共话语彼此转换的重要原因。
首先，现代电子媒介是现代文化扩散的有效载体，已成为穿透私人领域和公众领域界限的一种利器。按麦克卢汉的说法，在电子媒介粉墨登场的背景下，全球已自我内爆，消除了时间和空间。书本文化所培植的个体化独立感，每个人都“深刻地牵涉到每一个他人”的感觉所取代。电子媒介的迅猛发展，使全球公民都回到了一种共同的文化，这种共同的文化与口语社会的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全球村已将等级、统一和个体化的印刷制作文化横扫于一边，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可触知的超越私人话语和公众话语界限的同步文化。因此，正如约书亚.梅罗维茨所说，“电子媒介比印刷媒介更多地将个人的私下领地投进了公共场所。电子所提供的信息类型使我们同家人或朋友在一起时习惯响应的那种。与印刷媒介相比，电视提供了大量传播者个人的外表信息。私人感情和公共传播的区分被模糊了。”大众传播的公众性无疑消解了大众生活活动的私人性。大众传播媒介的公众性在总体维度上呈现出了一种文化的大众化运动方向，这种媒介文化所反映的不是个体独一无二的生存体验，而是公众的一种共同感觉，个人生活开始失去其绝对的特殊性，而模拟着公众在大众传播环境里普遍的存在形式。同时，大众传媒也使现代社会的“公共领域变成了发布私人生活故事的领域，不论是所谓小人物的偶然的命运，或者，有计划地扶植起来的明星赢得了公共性；亦或是，与公共相关的发展和决策披上了私人的外衣，加以拟人化，直至无法辨认出来。”
其次，现代社会炒作名人、明星的隐私，将他们的私人话语转换 成公众话语。明星的恋爱、结婚、离婚以及他们使用的化妆品、住宅、所喜爱的饮食、家种的宠物等等，这一切从前属于私人领域的话语都成了大众传播追寻的题材。在社会世俗化潮流以及大众文化的影响下，社会公众尤其是青年的理想人格楷模，已由原来的政治型、知识型向经济型、娱乐型转变。明星经过了包装宣传，个人已经市场化了，他们的市场知名度就是一种品牌效应，他们的外形、隐私都成为公众追逐的焦点，从而变成大众文化消费的对象。
[案例]被偷窥到的孙燕姿：
明星的隐私向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这其中，又以身体的隐私最为夺目。去年孙燕姿的演唱会上，人们就为打探孙燕姿在后台怎么换衣服煞费苦心，当然，答案除了让人们觉得很紧凑，也确实没有更多地满足人们的窥私欲——她把每次换装的时间都控制在一分钟内，创纪录的换装速度是20秒钟；众多的魔术贴是保证换装成功的法宝———有很多衣服是撕下一块布，换另一块布缠绕粘贴组成的；帮助孙燕姿换装的人包括经纪人、助理、发型师、化妆师等；配合每件衣服都有不同的内衣要换，孙燕姿自己穿好内衣后，招呼一声，“助理们”就会冲上来，换衣服的同时补妆、换发型、佩戴饰物都同步进行。除了插上想象的翅膀，谁也进不了孙燕姿换内衣的那扇门。
前段时间孙燕姿在众目睽睽之下上演了她“完美的一天”：在一间四面便于观察的玻璃屋内孙燕姿度过了24小时。“这样会耸动一些，是个噱头，让人觉得可以彻底看到。其实我在里面好多事情都是不能做的，很松快，很安全，但记者们会来”，孙燕姿笑着说“我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什么可以被看到，什么不可以被看到，这24小时其实并不是我私下的24小时，我不会亏的，毕竟是卖新专辑的宣传”。那间玻璃房子确实没有发生大家意料之外的，“里面有一间小黑屋用作卫生间，而且不能洗澡，因为没有下水道”孙燕姿说。亏不亏对于孙燕姿是说是产出比，这次“松快、安全”的街头真人秀究竟能给她带来多少利润。据说她的新专辑的保底销量是150万张。但孙燕姿能够在大陆这样毫不担心大家有被欺骗了的感觉的可能，而说出这翻话，大概也因为那些没看到什么的观众都是台湾人。
除了身体，感情也是不可或缺的窥视对象。但是等到孙燕姿在吴宗宪的节目上被问到感情的时候黯然无语，他们已经分手好几个月了，所以这次来到北京的孙燕姿，也没有人们想象中的任何憔悴之象。而且上个月《时间与空间》的分手声明也已经明确表示，她没有什么好对大家说的，“我真的没办法指出我们这段感情的发展到底是哪里出错了”。
不过保存一个消息到适当的时候拿出来用用在歌坛也蔚然成风——如果确有其事的话，一段时间的调整一方面可以将消息升温，另一方面还可以两不耽误地大卖新专辑。面对虽然被经纪人告诫不要问感情但依旧巧妙发问会不会喜欢王力宏那种类型的男人的记者，孙燕姿说“你不要害我！这种问题，我说是也不对，说不是也不对。你别害我了！”她只是低声地表示，自己喜欢的人应该是那样的：“能够让她想多看他一眼”。
 另外，种种大型的公共话题，如战争、政治、环境问题等等，都已经长驱直入私人领域。民众只要在家里的电视机前，随便闲逛到一个网站，就可以几乎实时的得到有关伊拉克战争、巴以战争、六方会谈、美国总统竞选的新进展，此刻，公共话语空间与私人话语空间是融为一体的。“在一起看电影、一起听收音机或者看电视时，公众私人性的特征也不再存在了：文化批判公众之间的交往一直都是以阅读为基础，人们是在家庭私人领域与外界隔绝的空间进行阅读的。相反，文化消费公众的业余活动在同一个社会环境中展开，无需通过讨论继续下去，随着获取信息的私人形式的消失，关于这些获取物的公共交往也消失了。在集体活动的社会框架中，这两者间的辩证关系抵消了。”（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96、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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