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儒学地位的动摇及维护

     佛教在魏晋时期的急剧膨胀已经对儒家的至尊地位构成了威胁，因此部分儒生开始对佛教进行反击，同时儒家也在不断地改造自身的思想，并且在吸收道家的思想之后衍生出了一个新的学派——玄学，最后经过儒家的不懈努力，最终稳固了自己的正统地位，出现了三教合流的局面。

一 儒家对于佛教的批判

     在古代，宗教对百姓具有很大的作用，儒家虽然在汉朝将孔子封为“圣人”，有了一定的宗教色彩，但在东汉时期出了一位杰出的无神论者，他本人也是儒生，但对儒家所标榜的“天人合一”做了毫不留情的批判，王充认为社会的治乱与否不在于君主的德行，相反，君主的贤肖与否是由社会历史所决定的。“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国之安危，在数不在教。贤不贤之君，明不明之政，无能损益”。从古至今的社会治乱乃是一种自然现象，并非取决于上天或者君主的意志。在其著作《论衡》中王充从自然角度出发，承认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否定所谓的“天”和“君主”，王充的这种观点带有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色彩。

     在貌似盛世的表面之下，已经掩藏着严重的社会危机，急需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对外抵御外侮，对内加强中央集权。但黄老的学说不能实现以上的要求，急需一种新的理论来打破僵局，在时代的感召下，汉武帝“恰好”登上了帝位，董仲舒“恰好”重新改造了儒家的思想，当汉武帝“恰好”下诏征求治国方略的时候，董仲舒“恰好”抛出了《举贤良对策》，而新版儒家思想“恰好”满足了汉武帝的需要。

     经过王充有力的批判儒家的宗教地位受到了动摇。后来佛教和道教之所以能在魏晋时期迅速发展和传播，客观上也是因为儒家的宗教色彩减弱，统治者也看到了宗教的作用，于是想通过扶持佛教和道教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佛教作为外来文化，也想在新的土地上站稳脚跟，因此佛教自身很重视对自身中国化的改造。部分儒家学者看到了佛教的宗教作用，从让佛教辅助儒家的角度出发，他们赞同佛教的发展。。

     但是，佛教的极度膨胀难免会将手伸到儒家的势力范围，二者的冲突在所难免。不少儒生开始批判佛教的教义，包括僧祐、顾欢等人，其中对佛教批判最尖锐的就是范缜，范缜也是儒生，但他却没有向王充那样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儒家。当时的佛教认为灵魂不灭，即灵魂随着肉体的消亡而转移到其他人的肉体中。范缜针对这种观点提出了“形神相即”的观点，他认为形体和精神是不可分离的统一体，二者同生同灭。

     佛教还笃信因果报应论，认为人在前世或今世所做的的善恶之事，将来必然会得到或好或坏的报应。范缜针对当时佛教信徒萧子良提出的“君不信因果，世间何得有富贵，何得有贫贱？”做了回答，他认为“人之生譬如一树花，同发一枝，俱开一蒂，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幌坠入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粪溷之侧。”就是说每个人都像同一棵树上开的花一样，风一来就随风飘落，有的落在好的地方有的则落在了不好的地方，人的命运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因此富贵贫贱与否与前生今世和因果报应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