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荆公新学

     汉唐学者沉迷于对典籍字句的注疏上，到了北宋初期，学者开始疑经惑古逐渐摆脱了前人的学风，并开拓了“自出议论”的新路子。王安石批评汉唐儒学治学方法的弊端，他认为汉唐学者对儒家典籍以训诂为主，训诂仅仅是治学中细枝末节，而真正的关键是经典的实质奥义，汉唐学者的做法使得儒家的发展发生的偏差，“为师则有讲而无应，为弟子则有读而无问”，在王安石看来汉唐儒学的教育是很失败的，学生与老师的交流过少，学生的学习仅仅是一个被动接受的过程，而不会自己去思考，虽然很用功，却无法领会经典的真义。而且学生即使讲老师所讲的内容倒背如流，也只能锻炼学生的听说和记忆能力，不能使学生真正的学到真正的学问，所以“圣人之经卒于不明，而学者莫能资其言以施于世也”，就是因为如此治学方法使得没有人能够真正的了解圣人思想，因而没有一个人能够将圣人的真正思想传播于世。

     由此出发，王安石主张治学的目的就是发掘儒家经典中的真正奥义，荆公新学延续了北宋初期儒家学者的治学方法，更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儒家经典的意义以至整个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依靠自己去阅读儒家经典，在阅读经典中去把握真正意义。在章句解释方面，新学学派也采取了与汉唐儒学截然不同的方法，他们在注疏上力求简洁反对汉唐的繁琐的注疏方式，例如《周官》中一段，东汉郑玄作注用了400多字，唐代学者贾公彦用了3000多字，而王安石所作疏义仅300字。

     北宋时期，儒家依旧不断受到佛教和道教的挑战，很多儒家学者都看到了旧儒家的弊端，必须构建一个新的儒家体系。新学学派的学者在总结儒家发展历史的时候发现，儒家学说的创新并非是凭空的，而是在不断的吸收和总结同时代的其他学派的思想的前提下，在自己现有的基础上，并且结合时代的需要创造出来的。儒家在魏晋时期已经在和佛教、道教的辩论中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早在北宋初期学者欧阳修、李觏等就已经在反对佛教和道教的过程中认识到了佛道之长与儒家之短。王安石本人就已经认识到博采百家的重要性，他曾在《答曾子固书》中阐发了自己的观点，“世之不见全经久矣。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故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盖后世学者与先王之时异矣。不如是不足以尽圣人故也。”因而新学在构筑过程中，注意吸收其他学派之长，尤其是佛家和道家，他们大多涉猎广泛、学识渊博，除了在儒家方面有很多著述之外，还对佛家和道家经典有很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