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封建儒家最后的挣扎——戊戌变法

     如果说洋务运动是由地主书生发起的，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意在维持清王朝的统治的话；那么下面的戊戌变法则是由民间书生所发动的，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也是为了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二者方法不同但目的却是相同的，其实质也是儒生为了挽救封建王朝而发起的改革，都体现了儒家所宣扬的“三纲五常”思想。

一、变法背景和“公车上书”

     甲午战争中，自诩为“天朝上国”的清王朝惨败在了过去被视为“小国”的日本手中，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不仅丢掉了附属国朝鲜，还丢掉了台湾，同时还要支付巨额赔款，一代名臣李鸿章也因此背上“卖国贼”的骂名，清王朝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性质进一步加深了。

     《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引起了当时在京城参加考试的举子的不满，康有为、梁启超写了一万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书”，以康梁为首的1300多名举子联名上书，提出了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这就是历史上闻名的“公车上书”。虽然朝廷对“公车上书”未加理睬，但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成了后来戊戌变法的前奏曲。

二、康梁其人

     康有为先师从其祖父康赞修，后又拜南海九江学者朱次琦为师，康有为的两位老师都十分迷信程朱理学，因此康有为在两位老师的影响下并没有在治学上随波逐流采用当时十分流行的考据学，起初十分专注与程朱理学的研究，但后来发现程朱之学于现实无益，因为他们“仅言孔子修己之学，不明孔子救世之学”，康有为立志要开辟新的治学之路，而其之学之目的就是为了“救世”。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康有为开始阅读一些经世致用之书，比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等等。康有为曾经去过香港，此时的香港早已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康有为在香港接触到了很多资本主义事物。通过几年的学习和游历，康有为比较充分的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时也意识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已是必由之路，怀揣“救世”之志的他，立志要想西方学习，尤其是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彻底改变中国受欺凌的现状.

     早在“公车上书”之前，康有为就曾于1888年上书光绪皇帝请求变法维新，后回到广东开办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并继续研究变法维新，期间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部著作，其目的在于以孔子的名义表达自己的思想，在两本书中康有为推翻了之前被视为经典的文献，并且将处于大变革时代依旧固执的怀念周礼的孔子打扮成了一位积极主张改革的先驱，虽然内容违背史实但却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甲午战争中，中国的惨败使得康有为本人认识到，仅仅依靠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是根本不够的，中国要自强就要从最根本的西方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开始学起。

     与康有为相比，梁启超不但在政治改革上是先驱，在文化和教育方面也有杰出的贡献。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自幼聪明好学、才思敏捷被誉为“神童”。1890年在回乡途中结识康有为，梁启超自以为傲的在康有为面前诉说了自己的求学经历，但康有为认为梁启超所学的东西都已经过时，并且给梁介绍了西方的社会、思想和文化，梁启超对康有为深感佩服，故而投其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