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和谐的培养与实践

     也许先秦儒家对于和谐的培养方法和实行手段有些模糊或者遥远，但我们将目光拉近到宋明时期，宋明时期可以说是儒家发展的顶峰，程颢、程颐兄弟作为理学的开山祖师以及其后的朱熹的理学思想可以说影响了宋朝以后的各个朝代甚至延续至今。明朝的王阳明的心学在国内盛行的同时也在国外产生了重大影响。理学和心学都可以为我们的和谐践履提供指导。

一、 格物致知

     与先秦的儒家一样，二程兄弟和朱熹也十分重视后天自身的修养，并且明确提出了修养的方法，"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其修养对象主要是针对道德方面，首先要"敬"，其次要想"进学"则要做到致知来获取对道德的认识，最终达到"豁然贯通"的"和内外之理"的境界，获得对于伦理纲常的绝对的认识，从而由认识道德转到自觉自愿的践行道德，这就是"格物穷理"。

     "敬"即居敬、正心诚意，朱熹将格物致知作为"明善之要"，所谓"明善"指的是知道天理，把诚意作为"诚身之本"，并且说"在初学尤为当务之急，读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居敬可以说是儒家的操守功夫，是一种通过体证本心来达到修养的目的。在居敬的过程中，主体要收敛心神，不分散、不二用，当然在这里二程对佛教和道家的修养方法提出了批判，他们认为佛教和道家的所谓打坐、守静的修行方法使人形貌僵化，"人者生物也，不能不动，而欲槁其形；不能不思，而欲灰其心；心灰而形槁，则是死而后已也。"在二程看来，人本来是充满生气灵性的动物，而佛道的修行方法却主张"静"，其目的在于使人形貌枯槁，如此一来使得人心死，则命不久矣。而自己的"敬"非佛道之"静"，以心来守"敬"，便可克服一切恶，达到修养的功夫。

     下面说更为著名的"格物致知"，"格物致知"最早见于《大学》，《大学》原为《礼记》第四十二章，二程兄弟将《大学》从《礼记》中独立出来，《礼记》是由西汉理学家戴德和其侄子戴圣编订，戴德共编订八十五篇原名《大戴礼记》，后流传中不断散失，至唐朝只剩三十九篇；戴圣编订四十九篇《小戴礼记》，即今天的《礼记》。

     朱熹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称为《四书》，《大学》原书中并未对"格物致知"详加解释，朱熹认为是被漏掉或者散失了，于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对"格物致知"做出了概括和解释，原文为"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时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文章虽短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世对其的理解也是多种多样，其中包括王阳明，为了"致知"去"格"竹子以致病倒。"格物"的目的是"致知"，在这里朱熹的观点有点类似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理念论，在柏拉图将美德看做知识，认为一切知识都是我们出生之前知道的，只是受到了肉体的蒙蔽遗忘了一切，而后天学习的过程其实就是回忆的过程，因此柏拉图的学说也称为回忆说。朱熹的思想与柏拉图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致知"的内容也早已存在于人心，因此"致知乃本心之知"，"格物"并非向外部学习东西，而是在览万物之后看破物欲，实现本心之理与外物的沟通。